南宁宝洛琳女装招聘:中国历史文献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我要文章网 时间:2019/12/11 09:04:53
王继光
导论: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任务与相关学科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
1、文献
文献即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
“文献”二字连用,最早出自《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大儒郑玄、朱熹等以典籍释文,以贤人释献。
这个解释就是孔子所说“文献”的本义。宋末元初马端临以“文献”二字名其书,曰《文献通考》,并在该书《总序》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随着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文献”的旧概念已不完全。所以在实际运用中“文献”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现今,“文献”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
国家标准局公布的文献定义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按此定义,文献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图书,而且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
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文献”,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我们认为,即使“文献”的原本意义,也要重新予以科学的定义或说明。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不论其形成途径、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古人界定“文”与“献”的区别,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献者,贤也,指的是言议的载体。而作为言议载体的硕学膏儒本身并不是图书,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转化成图书。例如《论语》这部图书,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它既是“文”,亦是“献”。进一步说,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同理可证,地下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但它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说得确切一些,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是没有道理的。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如甲骨、金石,本身就是文献,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遗物,通过文物考古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而图书典籍本身也是文物,即图籍文化遗物。当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二者相通。就狭义而言,“文献”一词古老,是单音联合词组,“文”指典籍,“献”指贤者;“物”是近晚的编正双音词,文化遗物为基本义。
综上所述,全面的“文献”定义,“文”是指知识纪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符号、音像等,“献”是指知识纪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文物、胶片、录音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
2、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历史文献,系指一切文献;狭义历史文献即历史学科史料文献,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题。
历史,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时间以“现在”为坐标,前乎此者谓之“过去”,后乎此者谓之“将来”。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他实际已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故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历史知识的记录。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过程,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一切文献。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专职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史部以外各部也多含有史学文献,古今学者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章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史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取中用宏。
二、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
1、文献学
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对象的学科,就是文献学。“文献学”一词,是近代出现的。梁启超蒋光一历史学解释为“文献学”,见于1942年成书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说:“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并对“文献学”以此作定义界说的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关于“文献”的释义后说:
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被称为奠基性的著作。该书对“文献学”的界说具体的作了如下表述:
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袁翰青给现代文献工作归纳了如下的一个定义,即:
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时将分散记录起来的指示,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取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方便,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际上就是所含的情报。通常所谓文献工作有两个方面:只是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的一方面。只有经过科学的组织起来,见所工作才有基础。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这体和用两方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载《图书馆》1964年第2期)
综合上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献学者的成果及其论述,以及包容古今文献工作的特点,本书对文献学试作如下的界说:
以一切文献为对象,主要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谓之文献学。
2、历史文献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个模糊的名称,它可以是综合型的也可以是专科型的。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名,可以解释为以广义历史文献为对象,亦可指专科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本书论述的历史文献范围,从历史史料学角度以广义历史文献为对象,而重点突出史部文献。
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本书以中国古今历史文献为对象,考察它的载体形式的发展,概述它的内容类别,总结整理利用它的经验和方法,叙述和评价它的历史发展和成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故全书从上述四个方面解释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四、历史文献学的地位与相关学科
1、历史文献学的地位
所谓历史文献学的地位,是指它在历史学大系中所占的位置。历史文献学史研究历史的基础学科,他统属于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学以历史文献作为史料凭借,展开研究工作,由文献工作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各门文献学分支学科如目录、版本、校勘、考据、辨伪等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之一。
2、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
与相关学科,系指有密切关系的相邻学科,或内容有交叉的学科,主要有史料学、史部目录学、史学史、历史编纂学等。历史文献学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了“相关”的学术关系。史料学、史部目录学与历史文献学是相邻学科;史学史、历史编纂血与历史文献学并不像林却相关。
第一章  载体类别文献
记录、保存、船舶文献的物质实体,称为文献的载体。在世界历史上,泥版、纸草、牛皮、龟甲、兽骨、竹木、金石、缣帛类织物直至纸张等等,先后被不同地区的人们用于书写和印刷文字,进行社会交往,从而留下了各种载体的文献。载体不同,文献的制作方式也不同。
以物质载体分类文献,应包括制作技术。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可区分为八大物质技术类别。八大类目是:①甲骨文献;②金石文献;③简牍文献;④缣帛文献;⑤抄本文献;这五种不同物质载体文献,使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⑥雕版印刷文献,是以纸张为载体的雕版技术文献,也是传统版本学研究的主体;⑦活字印刷与现代技术印刷文献,也是以纸为载体的近现代技术印刷文献;⑧以现代技术为载体的文献,指摆脱纸为载体的非印刷型文献,即音像、微缩与机读文献。
一、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
1、 甲骨文献
以甲骨为载体的文献称甲骨文献。甲,指龟甲,包括腹甲、背甲,以腹甲为主;骨,指兽骨,包括牛骨、鹿骨、羊骨、猪骨、马骨等,而以牛骨为主,特别是水牛的肩胛骨。
(1)、甲骨文的起源
甲骨文献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文献,它主要是商代后期殷人占卜的记录。用甲骨占卜,本是中华原始先民向鬼神祈福、请求庇护并示预兆的一种巫术礼仪,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不少虽无文字但有灼痕的兽骨和龟甲碎片,就是这种巫术活动的孑遗痕迹。殷人的甲骨占卜,显然是远古原始巫术的延续。    -
(2)、甲骨文的制作与内容
以龟甲占,史籍有载,见《周礼·春官宗伯》下、《仪礼·士丧礼》、《荀子·王制篇》《韩非子·饰邪篇》、《史记·龟策列传》等;以兽骨占,除少数民族外,则仅见《论衡·卜筮篇》:“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然从出土实物证实,殷人是甲骨并用的。占卜的程序:①整治。先刮削龟甲兽骨,去肉留甲骨并使之清洁光滑。②钻凿。在整治干净的甲骨的背面钻圆形的窝或凿梭形的槽,窝槽的深浅以不穿透甲骨为度。以上两项是占前准备,一般由专人负责。③命辞。告鬼神以所卜之事。④灼兆。将硬木枝烧成炭,用炭火沿窝槽边沿烫灼,使甲骨正面的相应部位呈现“卜”字形的裂纹,这就是卜兆。⑤刻辞。将占卜时间、卜人名字、所问事情、占卜结果刻在相应的兆纹附近,有时还补刻应验结果。由于这些刻辞都是记录占卜的,所以叫做卜辞。  卜辞刻在甲骨上,其文字则叫甲骨文。
甲骨文献主要是卜辞。  卜辞记事有一定的体例。一篇完整的卜辞包括四部分:①序辞(或称前辞)。记占卜日期和卜者名字。②命辞(或称问辞、贞辞)。记卜者要问之事。③占辞。记卜者根据卜兆所作的吉凶祝福的判断。④验辞。记是否应验和应验的情况。不过在现存的卜辞中,这四部分皆备的全篇较为少见,一般往往只有序辞、命辞,而无占辞、验辞。
除卜辞外,甲骨文献也有非占卜的刻辞。这类刻辞,有的与占卜有关,有的与占卜无关,主要记狩猎、战争或宫廷大事的则称记事刻辞。
甲骨文献记事简略,所用文字不多,最少的只有一个字,一般是一二十字,五十字以上的即少见,百字以上目前只发现一条,虽然这样,甲骨文献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
(3)、甲骨文的史料价值
“殷人尊神,串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札记.表记》)。殷人对占卜真是近乎痴迷,所以卜辞的内容就自然会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农业、畜牧、手工业、商业和社会以及宗教观念、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等,这就为研究商代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甲骨文献被发现前,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两干多年前的孔于对此就曾发过“文献不足”的感叹(《论语·八佾》)。在先秦典籍中,《尚书》里的“商书”,除《盘庚》外,其余多不足信。他如《诗经》、《左传》、《三礼》、《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楚辞》以及诸于中关于商的史料,尽是只言片语,《竹书纪年》、《世本》也仅仅是王朝世系简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唯一的一篇关于商代历史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全文除记有商朝五百多年史实外,还包括成汤建国前的商族史,其略可知,而且,《殷本纪》所载是否可信还有待证实,只是在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的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
(4)、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产生很早,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翻地时经常发现甲骨,误认为是龙骨(古代地质时期各种骨椎动物骨骼的化石),便将其卖给药店以作药用,因为药店不买有字的。当地农民又将有字“龙骨”卖给古董商,受到一些古物收藏家的注意,特别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喜好金石,于文字考订亦颇精,认定有字“龙骨”为有价值的古物,从1899年秋起,高价购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氏为国殉难。王氏接触甲骨时间很短,不及深研,无任何成果传世,但他是甲骨价值的最早鉴定人。
甲骨研究的创始者是刘鹗。刘在北京与王懿荣相识,在王死后的第二年(1901年)即着意收集。1902年刘奖王懿荣家千余片甲骨大部收买,1903年得友人罗振玉之助,选所藏甲骨拓印1058片影印出版,题名《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献的专书,对于甲骨文献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实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
此后对甲骨的研究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成绩卓著者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于1907年开始收藏甲骨,1908年最先考证出甲骨乃殷虚遗物,其文字乃殷代占卜文字,于1913年、1916年先后印行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科学地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有了它,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多数公认。郭沫若为了探求中国社会的起源,利用甲骨文献,从研究古文字人手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董作宾对甲骨文献的断代研究,论证出每一辞每一片甲骨所属王朝的绝对年代,更提高了甲骨文献的
史料价值。罗、王、郭、董之后,研究甲骨的人越来越多,而今中甲骨学成为国际注目的独立学科。
关于甲骨的收藏情况,从1899年至今,百年间先后出土甲骨十五万片以上,现我国大陆藏九万多,台湾、香港藏三万多,流散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法国、瑞士、比利时、南朝鲜等二万多。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将国内现有的实物、著录、或拓片进行全面清理,出版《甲骨文合集》,1982年出齐。全书分装十三册,计5421页,收甲骨41956片,这是目前著录最多、影印最好的大型专著,堪称甲骨文献全面整理的集大成之作。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有明确完整的出土记录,科学价值甚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1.35万余片。至此,研究者手中有《甲骨文合集》及《补编》,加上《小屯南地甲骨》等三书,甲骨文的原始材料大体齐备,人们已可以基本了解到已知商代甲骨的全貌而无需他求。
2、金石文献
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也就是铸刻在金石上的铭文。金指青铜器,石指石料,包括石片、玉片、石鼓、石碑、摩崖等。金石的共同特点是坚固耐久,用作记事的物质材料,能保持永远。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或钟鼎文,石料的铭文上又称石文,石文有毛笔写的,而更多的则是镌刻而成,因又统称石刻。
(1)、金文源流与研究
我国早在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器。《墨子·耕柱》载:“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以铸鼎于昆吾。”此事又见《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公元前两千年相当夏代的青铜器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证明旧籍所叙并非子虚。但现已出土的青铜器,凡属夏代的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青铜器最早见于商代。
商代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发展时期,器种较多,但铭文字数不多,最少的仅两三字,现存商器中铭文最多的,亦不超过50字。
西周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繁荣时期,突出特点是铭文篇幅一般较长,内容也丰富,辑录当时封赏、战争、祭祀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不少记录可与古籍相印证,史料价值极高。实物藏台湾的“毛公鼎”,铭文497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几乎多三倍。
青铜器铭文向来为人们所重视,从春秋时就有人引用铭文。在宋以前,人们对它的研究知识和石刻羼杂在一起,统称金石学。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仅史学著作。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款识法贴》,释名考据,堪称精详。此后青铜器铭文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文学科。元明于金文研究者较少,至清而转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该书收集国内外所藏青铜器该书是集殷周金文之大成的专著。
(2)、石刻源流与研究
在学术论著中,往往金石并举,说明石刻记事,起源很早。二、三十年代殷虚发掘,与甲骨出土的同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小件玉器、石器,确证金石记事大体同步,至迟在商代已经有了。
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峙原出土的十个石鼓,上刻文字,是现存实物中最早发现的石刻。
1965年又在山西侯马发现五千余件玉片、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是研究东周盟誓制度及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
秦始皇统一全国,为炫耀功德,先后在各地刻石凡八次,汉代以后,刻石尤为盛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以碑碣墓志最具史料价值。
把一种著作全部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的书是历代石经。这是中国真正大型的石刻书。由于石经之刻,引发而有雕板印刷术之发明,影响至深至远。最早的石经,始刻于王莽。后经历代增补,计十三经。古代明经取士,而经文传写多误,故刻石立于太学以为定本。
石刻史料文献始于南朝梁元帝,撰《碑英》120卷,惜其书不传。目前搜罗宏富的专集有《石刻史料丛书》(严耕望编,1967年台北县文印书馆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影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3、简牍文献
以竹木简牍为载体的文献称简牍文献。以时代分,有秦简、汉简等等。以出土地方言,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等。
(1)、简牍释名
析言之,简,指竹简;牍,指木牍。统言之,指成为简。《说文》:“简,牒也。从竹,间声。”又释:“牍,书版也。从片,卖声。”简又称“册”借作“策”。杜预《春秋序》言:“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
简、牍、策,笼统地说,都是简;分别讲,他们的区别主要在形制和作用。“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杜预《春秋策》)。
简牍文献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多数人认为起源于商代,与甲骨、金石文献同时。《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西周金文也有“典”、“册”,常指帝王诰命、祝词。先秦典籍关于两周使用简牍的记载更多。不过,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的遗物,这以前的实物至今尚未发现,当是竹木易腐烂的缘故。
(2)、简牍的发现过程
战国以下简牍,自汉以来,间有发现,分两大系统来谈。
其一,见于史籍中记载的发现,凡八次。分别是《汉书•艺文志》、《论衡•正说篇》、《晋书•束皙传》、《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太平广记》卷三六八、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录》卷二十七、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汉简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以上所出简牍,实物均已无存,仅能知其大概而已。
其二,近现代的考古发现。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七八十年间,在我国西北和中原广大地区先后发现简牍三十七起,分属战国、秦、汉,以至于晋。
①战国简牍   主要为楚简,有四个地区发现:长沙楚简、信阳楚简、江陵楚简、随县楚简。②秦代简牍   秦代简牍,长期以来无所发现。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史料价值较高。③汉代简牍   汉代简牍近几十年来发现二十余次,出土地点包括甘肃、新疆、陕西及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约七万枚左右,史料价值很高,在简牍文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西域汉简、金城汉简、未央宫骨签(签为一种小型简牍)、刘家渠汉简、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江陵汉简、云梦汉简、光化汉简、长沙汉简、阜阳汉简、海州汉简、盐城汉简、邗江汉简。④魏晋简牍  魏晋简牍迄今发现不多,除本世纪在新疆楼兰遗址和尼雅(今民丰县北)有所得外,在内地只出土两次,显然这是由于魏晋时期已普遍用纸的缘故。
(3)、简牍研究的成绩  首推居延汉简,主要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石印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台湾版)、《居延汉简》甲乙编(国内版)、《睡虎地秦墓竹简》。初学简牍者,可看林剑鸣的《简牍概述》。关于监督的论著目录,可看《简牍研究译丛》,上有日本学者大庭修的《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
4、缣帛文献
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称缣帛文献,简称帛书、缯书、缣书,在古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又叫缯。《说文》:“缣,双丝缯也。”缣帛易着墨,便于书写,只是成本较高,生产量少。以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的帛书,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通过史书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已经用于书写。
现存帛书,最早为战国时期遗物。有1942年在长沙一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及1949、1973年在长沙楚墓发现的两幅帛画。
汉代缣帛文献主要有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两件帛书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26件帛书。
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5、抄本文献
抄本文献按字面理解是指抄写的文献,简称抄本,又称写本,习惯上唐以前称写本,唐以后称抄本。抄本文献由广狭二义:广义是就版本分类而言,指除印本以外的一切文献;狭义是就文献载体而言,专指以纸为载体的抄写文献。古籍记载西汉已将纸用于书写,但至今所得实物最早是东汉时期的,
唐以前古抄本,自本世纪以来,陆续有所发现,多为公文、私人信件、账簿等原始材料,典籍少见,较为重要的有:1942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六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以及隋薛道衡《典言》、唐卜天寿抄《论语郑注》。
现存唐以前抄本文献的大宗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详本书第五章。
雕版通行以后,抄本文献仍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有二:雕版是手工操作,制版不易,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难于成事,不是大量需要的典籍,一般不会轻易制版;我国学者向来有抄书的习惯,把抄书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抄书还被认为是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2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宋、元抄本现存实物极少。宋人抄本有《大云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集》三卷,藏故宫博物院;近人傅增湘藏有《仙源类谱》。元代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盂颊妻管夫人手抄书《心经》,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陈与义撰《简斋诗外集》一卷;宋刘勋撰《水云村泥稿》十卷。明、清藏书家不少,抄书极多,难以备记,可参见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和吴晗的《江浙藏书家考略》两书。明《永乐大典》(已残)、清《四库全书》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抄本;又1962年在福建发现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计360卷,为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撰成,是现知我国篇幅最长的一部古典小说,极其珍贵。
二、雕版印刷文献
1、雕版印刷文献
雕版印刷文献,简称雕版文献或雕版书,它以纸为载体,运用雕版技术印刷而成的书。中国雕版印刷史起于唐初,成熟于五代,繁荣于宋,极于明至清中叶,迄清末而衰,历时一千余年。
2、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于发明时间
雕版起源于石刻捶拓与图章捺印。我国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最早的说法谓起于汉代,晚者认为起于五代。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至五代冯瀛王始印五经,到了宋代得以广泛传播。总之,中唐文宗时,雕版印刷术已经进入了推广实用的阶段。
3、雕版书的版面和装订
4、宋代的雕版书
两宋是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的辉煌时期,雕版印刷在两宋出现了黄金时代。形成了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
两宋官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国子监和各州公使库(公使库是接待来往官吏的公寓)。处公使库外,各地方学校、行政机关也刻书籍。官方刻书量大,质高。私人刻书在南宋盛极一时,据《书林清话》的统计,有四十六家。坊肆刻书亦较多。
两宋刻书地主要帆布在以下四大地区:①北宋首都汴梁,即今开封市;②浙江杭州;③四川;④福建。此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也都刻书,但传本较少。两宋尽管是我国雕版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并不多,所以传世宋本,皆被视为稀世之宝。
5、辽金蒙古西夏和元代的雕版书
辽代刻书没有流传下来,仅发现一批刻经。其字体、版式、刻印风格均与后来的金刻本近似。金刻本中心在今山西临汾,价值最高者为《赵城广胜寺藏》,是我国仅存的一部珍贵孤本佛经。西夏的雕版事业,据文献记载,刻有西夏文《大藏经》,现仅见有残卷。元代官刻本,中央有兴文署和艺文监,太医院则刻医书。元代私刻及坊刻也较发达。元人刻书,走两个极端,其精者超过宋本,其劣者不如明本。
6、明代的雕版书
明代遗留下来的雕版文献,多用竹纸、绵纸印刻。明官刻本流传最多的是内府司礼监所设经厂印刻的书,称经厂本。其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纸、墨工料都选上等。其缺点是校勘不精,脱漏讹误甚多。
7、清代的雕版书
清代的官府刻本,有武英殿本和扬州诗局本,二者所刻之书,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树立了楷模。清代私家课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写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是刻本中的精品,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和影摹付印的旧版书,清代善本较多,若加分类,可分为禁毁善本、殿版善本、校勘善本、丛书善本、地方志善本、清代文集的稀见本、家刻善本、翻宋元旧本等八类。
三、字印刷文献
1、活字的发明
活字的最早发明者,是宋代浙江杭州雕版店的一位叫毕升的工人,他在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就发明了活字,比欧美早了约四百年。 毕升的发明,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着完全的记载。毕升的活字以胶泥为材料,称为泥活字,泥活字易残损,到了元代,王祯在元成宗大德元年至二年(1297—1298),创制了一套有三万余枚的木活字,并写有《造活字印书法》一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文献。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刻成一套收二十五万多枚的枣木活字,改称活字版为聚珍版。现代活字印刷用金属活字和机器生产,是西方科技发明的产物.
(1)、活字印刷原理与印刷种类
活字印刷的原理是压力原理。其分类可分为凸版、凹板、平板及丝网印刷。
四、现代技术载体文献
以现代技术为载体,指的是以现代技术装备为载体。现代技术记录、存储文献的装备,目前常用的方法有视听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存储技术,其文献的形式则为音像文献、缩微文献和机读文献。
第二章          典籍类别文献
历史文献可以按不同标准予以分类。从物质技术形态表现形式分类,即从载体与印刷技术分类,已详第一章。从产生的时间先后分类,可以分为古代文献、近代文献和现代文献,具体到每一段,还可以划分出某某朝文献或某某期文献。从产生或内容涉及的地域看,可以区分为本国文献和外国文献,具体到不同国度,又可划出全国文献或地方文献。从记录的文字来区分,可以分为汉语文献,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文献。从文献记载的社会内容区分,可以分为文学、史学、哲学等等门类的文献,具体到学科内部,又可按内容或编纂体例区分为若干类别的文献。从文献价值的高低宋区分,可以分为基本文献和一般文献。从文献取材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来区分,可以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等。不同的分类方法,都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文献的产生、发展及其特性。人类社会活动五彩缤纷,生活是七色阳光,文献记录丰富多采,内容和形式都极其复杂,所以有各种不同侧面的分类来揭示它的内容。
一、          四部典籍文献
古代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本书据此作简括介绍。
1、经部典籍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的经学。儒家经学的基本典籍就是十三经。十三经按典籍内容分,可归入文、史、哲三类。《诗经》是文学总集;《春秋》、《左传》是系统的编年史,《尚书》是档案汇编,《仪礼》、《周礼》述典章制度,这五种可入史部;《易经》、《礼记》、《论语》、《孟子》、《孝经》等五种言性理,可入子部;《尔雅》是百科词典。在十三经中,孔子的《春秋》与三传紧密相配,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1)、周易  即《易经》,简称《易》,本是卜筮的书,列为儒家经典以后,成为讲哲理的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分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传”又称“易大传”,共有七个部分,十篇,所以又称“十翼”,意为经之羽翼。一彖传(分上下篇),二象传(分上下篇),三文言,四系辞(分上下篇),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易》在汉代被列为六经之首,其虽为卜筮之书,却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2)、尚书  即《书经》,简称《书》,汉人以其古远而称《尚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起于上古唐尧,曰《尧典》,终于春秋秦穆公伐郑,曰《秦誓》。《尚书》文体主要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典,追述圣王的言事。谟,谋议,群臣的讨论纪要。训、诰,发布的教戒文告。誓,作战誓词。命,君对臣发布的使命文告。
(3)、诗经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凡305篇,古称《诗三百》,简称《诗》。《诗三百》经过孔子整理作为教本,战国时期成为儒家六经之一,称为《诗经》。从乐曲的品类上,《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周代各诸侯国的民歌,其中有少量贵族作品,反映古代风俗民情,又称《国风》,共160首。《雅》是宫廷和京畿一代的乐歌,主要是卿大夫贵族的献诗,反映政治得失,共105首。《雅》又分《大雅》(31首)、《小雅》(74首,其中有少量民歌)。《颂》是贵族在宗庙里祭神祭祖的乐歌,共40首。其中,《周颂》31首,《鲁颂》4首,《商颂》5首。《诗经》作品的创作方法主要是赋、比、兴三种。赋为直接铺陈,比为譬喻比拟,兴为他物衬托起喻。诗句多为四字一句,隔句押韵。
(4)、周礼  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书,原名《周官》,汉武帝时所出古文经,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并改称《周礼》。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经现代学者考证,认为是周王室东迁以后某氏所作。《周礼》所记大部分为西周旧制,同时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政治思想。全书六篇,按田、低、春、夏、秋、冬六官分述,冬官全亡,汉儒以《考工记》补之。《周礼》保存了大量的古史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5)、仪礼  东周以前的古礼仪汇编。共17篇,是孔子纂辑用以教授弟子的一门重要课程,儒家六经之一。原名只称《礼》,汉代称为《士礼》,相对《礼记》而称《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仪礼》。“礼”和“仪”有区别,“礼”是规则,“仪”是姿态仪容。《仪礼》是记载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生活的具体仪节,不讲礼的意义。
(6)、礼记  西汉礼学家戴胜选编秦汉间孔门后学解经文字的一部礼学资料书,又称《小戴礼记》,凡49篇。东汉郑玄作注,唐立为经。《礼记》内容丰富而庞杂,有的专记某项礼节,有的着重记载孔子的言论。其中的《大学》、《中庸》为宋朱熹抽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现代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礼记》是一部必读书。
(7)、左传  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做,故称《左氏传》,省称《左传》。《左传》释经,突破了章句训诂的范围,广泛取材,补充了历史事实,使《春秋》成为可读之书。《左传》叙事完整,注意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历史要素,又以“君子曰”发议论,创立了史论。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8)、公羊传  解《春秋》微言大义的传。书成于汉景帝时,单行。《公羊传》用问答体逐层逐字解释《春秋》经文之书法议例,主旨有两个方面,一为大义,诛乱臣贼子,宣扬德义。一为微言,为后王立法,宣扬大一统。解释文字冗长空洞,不详史事,未必合乎《春秋》本旨。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谷梁传  解《春秋》大义为主的传,诛乱臣贼子以戒后世。战国时人谷梁赤口授相传,书成于汉景帝时,稍晚于《公羊传》单行。《谷梁传》解经体式与《公羊传》同出一源,然其只释大义,不释微言。《谷梁传》行文清新婉约,说理透彻,文章优于《公羊传》,逊于《左传》,影响远不及公羊、左氏二传。
(10)、论语  记载孔子及其少数弟子言行的书,十之八九为孔子语录,成书于战国时期。全书只有12000多字,分为20篇,486章。《论语》不仅是研究孔子、孔门弟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最直接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
(11)、孝经  儒家专讲孝道的典籍,全书仅1799字。《孝经》在西汉文帝时列于学官,东汉时列为“经”。
(12)、尔雅  中国古代第一部以释义为主的辞典,唐代正式列入经类。《尔雅》保存了大量汉代以前的语汇、事物,对研究古文献、古汉语,以及古代社会有很大帮助。
(13)、孟子  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记述孟轲言行或与时人、弟子互相问答的书,共7篇,主要内容是孟子语录。全书261章,以阐发仁政、性善为主旨。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命,《孟子》极力宣扬孔子的仁义学说,反对争利、争战,主张法尧舜,制井田,构建理想的政治蓝图,时人视为迂阔。但《孟子》提倡的“尚贤”、“薄赋”、“制民之产”等政治主张,以及“民贵君轻说”,是中国古代比较进步的思想。《孟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影响不亚于《论语》,在今天仍是一部有较大价值的古典著作。
2史部典籍文献
(1)、中国古代史籍发展概说   从先秦到明清分四个时期来谈。
①、先秦史籍  先秦时期,包括春秋、战国、秦,是史籍的产生阶段。由于这个时期史籍较少,附庸于经部,有的史籍被尊为经籍。流传下来的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
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简疏,真伪并存。因此,使用先秦史籍,要参阅《考信录》、《古今伪书考》等辨伪书。
②、两汉魏晋南北朝史籍  这个时期是史学和史籍成熟、独立和发展的时期,它不仅从经部的附庸地位走出,而且成为一个大部类,列于四部中的第二位。首先,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这一史学体例出现,标志着我国史学的成熟。其次,除纪传体正史外,有别史几十种,有人物传记219种。专门的“谱学”和第一部类书《皇览》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史注方面,注家蜂起。此外,史籍数量及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③、隋唐宋元史籍  这一时期是我国史籍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宋两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史体创新,丰富多彩;史籍空前繁荣;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
④、明清史籍  这一时期,由于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明清两代史学走向衰落。主要标志有二:一是很少有人写当代史,明代野史仅有数种;二是史籍质量下降,很少有史学上的创新。
(2)、史部目录的内容    四分法史部的确立就是史部目录的产生,它是史籍发展的产物。史部目录的职能,就是通过概括史籍源流和学术分类来揭示、宣传、推荐史籍,指导人们研究史学或阅读史籍,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3)史部类目及要籍  详第三、四章
3、子部典籍文献
(1)、子书分类概说与数量  诸子书今谓之哲学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历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2)、子书要籍汇编   子书汇编,只限于精选哲学论著的历代诸子。有多种坊刻本,最精善的诸子丛书,当推1935年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收录周秦汉魏诸子26种。
老子  春秋末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聃所著,又名《道德经》。通行本为三国王弼注本,分为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五千余字。今人任继愈《老子今译》最便初学。
庄子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所撰。《庄子》书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哲学思辨理性所达到的高度。庄子文章有极强的想象力,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的影响。
墨子  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辑,大部分是墨家创始人墨翟的遗教,为其门徒所编纂。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
荀子  战国时儒家大师著名思想家荀况所著,荀子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内容涉及自然观、认识论、逻辑、人性论、社会政治思想、治学精神与方法等多方面,是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在人性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
韩非子  战国末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著,后人编辑。书中主要阐述“法、术、势”结合的法制主张,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
吕氏春秋  战国末秦相国吕不韦集合门客辑纂百家学说而成。又称《吕览》,全书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纲纪,兼及儒、墨等诸子百家,引证资料丰富。
孙子兵法  亦称《孙子》,春秋末孙武著。本书是我国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蜚声中外。总结了此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指导原则、战术思想,包含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孙膑兵法   战国中期齐国孙膑著,又称《齐孙子》。本书是继《孙子兵法》后又一重要的军事理论名著。
淮南子   又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苏菲、苏尚、伍被等著。本书以道家思想为主,杂采有阴阳、儒、法诸家,保存了不少自然科学史料。
盐铁轮   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增广而成,共十卷,60篇。本书详尽的记录了这次政治经济政策讨论会的情况,内容还涉及到其他方面,是反映当时社会状态和桑弘羊思想的重要资料。
论衡   东汉王充著,书中阐述了“元气自然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提出了进步的政治、社会、历史观点,批判了儒、法两家的一些传统观点,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和战斗精神的著作。
4、集部典籍文献
《隋书经籍志》集部分三类:,楚辞、别集、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增诗文评、词曲二类作品,共分五类。
(1)、楚辞  实质是一部战国后期一屈原作品为主的楚国文学总集,包括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以屈原作品最著名。《楚辞》最好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
(2)、别集  别集是指一人的诗文集,起于汉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文集。这类文集举不胜举,时代愈后愈多,明清时代有四、五千种。
(3)、总集  总集是汇录多人的诗文作品。现存总集以梁萧统的《文选》为最早。上古诗文总集有两个著名的辑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清严可均辑)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54卷,近人丁福保辑)。总集一代诗文有《全唐文》、《全唐诗》。
(4)、集部文献的史料价值   集部中的别急,以人相从,著述力求搜罗无疑,因此对研究某以历史任务,它是第一手的直接资料。有些断代史与专题的研究,文集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别集可为历史研究取证。别集中的诗赋词曲也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从而具有史料价值。
历代总集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可用以补史、证史之助。还有许多总集可为辑佚的渊薮。还有的总集,可做工具书只用。至于大批记录地方文献的总集,为稽考和翻检地方文献提供了不少便利。
二、            类书、丛书
1、类书   中国类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献资料汇编工具书,他将群书解析,然后按天文、地理、人事、典制、生物、医药、衣食、住行、工艺、珍宝、宗教、方术、鬼神、灾异等等,分门别类汇编,所以称类书。其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校勘古籍;辑佚历史资料;查典故。
(1)、类书的产生和发展
历代重要类书书目列表如下:(见课本93页)
2、丛书  丛书就是汇刻书,把数种、数十种、乃至数百、数千种书编在一起,题以总名,即为丛书。
(1)、丛书的产生和发展    丛书之名,始于唐代陆龟蒙的个人文集《笠泽丛书》,作者自谦,取义为“丛x细碎之书”,故名“丛书”。我国第一部真正的丛书是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南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俞鼎孙编的《儒学警悟》,首创综合性丛书的体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左圭编《百川学海》,奠定了综合性丛书的规模。然而,上述二书均无丛书之名,名实兼备,始于明代程荣的《汉魏丛书》。
明清两代丛书很多,不乏上乘之作。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清官修丛书《四库全书》,可以说是一部集文献大成的丛书,共收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基本包括了除戏曲、小说、佛经、道经以外,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2)、丛书的分类与功用   丛书按其收书内容,可分为综合性和专科类两个大类。按传统,四部分类只收一个分类的,称专科类丛书,如《十三经注疏》就是经部丛书,《古今逸书》为史部丛书。收书在两个部类以上,称综合性丛书。具体说,丛书也有三个功用:传播文化;保存文献;便利学者。
近现代的丛书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解放前刊印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三大丛书,以及解放后点较的《二十四史丛书》。
四部丛刊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前后一共三编。《丛刊》之旨有二:一曰存古,二曰实用。古广为搜集国内外各种善本,影印缩小,成为体式划一的本子。并将原版大小狭窄,详载卷首,以存其真。初编共收经、史、子、集四部书323部(二十四史不包括在内),8548卷。续编收书77种,1438卷。三编收书71种,1910卷。
四部备要   中华书局排印版。共五集,收四部常用典籍351种。该版本不如影印的《四部丛刊》,而实用性必备书比《丛刊》多。
从书集成   商务印书馆刊印。选书以“实用”、“罕见”为标准。“实用”以适应需要,“罕见”为存孤本。选收宋、元、明、清四代丛书100部,其中多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未收的唐宋以下笔记、丛钞、杂说之类。计有书4100余种,20000余卷,分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编有《目录》一册,以备查阅。
点校本二十四史    新式点校本《二十四史》,以一体格式排版精印,由中华书局组织进行,前后历时二十余年。
三、            佛藏、道藏
1、佛藏
“佛藏”即通称的“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汇,即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的经和中国高僧著述的集成。
中国佛教份“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两大系统。前者产生了汉文大藏经,后者产生了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
(1)、汉文大藏经   佛教原典分“经”、“律”、“论”三种形式,合称三藏,又称“众经”、“一切经”、“藏经”。最早来中国翻译佛经的是安息人安世高,时间是东汉末年。唐代时建立了国家译场,北齐高氏王朝时出现了石刻佛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而完成于明的石刻大藏经《房山云居寺石经》则是石刻佛经的瑰宝。现存雕版印刷佛经的最早刻本是出自敦煌莫高窟唐县通九年(868年)王阶所刻《金刚经》残页。
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这部新编《中华大藏经》分正续两编,所收经籍达4200余种,23000余卷,集历代汉文佛教典籍的大成,《中华大藏经》按大小乘分列,然后依印度传统分类法分经、律、论三部,故称“三藏”,“藏”是梵文的意译,意为容纳收藏。“经”部收录佛祖释迦牟尼的讲话;“律”部记载僧众宗教生活的规律、戒律;“论”部十大的高僧的著述,用以诠释经文,发挥义理。
(2)、藏文大藏经   臧文佛经的翻译,始于佛教初传西藏的吐蕃王朝时期。藏文《大藏经》的结集晚于汉文《大藏经》,大约在十四世纪中叶。其基本内容虽然是经、律、论三部分,但在编纂形式上却有其独特之处。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甘珠尔》意为佛语部,即佛陀讲说的经典,包括显密经律;《丹珠尔》意为论部,是佛教徒对佛经的注疏论著,包括纪律的解说注疏、密宗仪轨和五明杂著等。《甘珠尔》包括“三藏”中的经部和一部分律,《丹珠尔》则包括论部和一部分律。藏文大藏经有多种版本,收录较全的是德格版,《甘珠尔》1114部,《丹珠尔》3559部。
(3)、大藏经典籍的价值    包括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系统的中国佛藏,卷帙浩博,内容十分丰富,是有关东方文化的一部大丛书。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着今印度已经失传的许多佛教典籍,也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佛教原理所作的创造性地阐释。
2、道藏   “道藏”是道教经书的总汇,道教文献的大集成。
(1)、古代道家典籍   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以先秦道家代表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家又称说黄帝,秦汉间形成“黄老学派”,因之,道教亦尊崇黄帝。
(2)、历代道藏   最早的道书是东汉时的《太平经》,到南北朝梁代形成了道书分类编纂的基本纲领,为三洞四辅十二部。即分道家众经为洞真、洞玄、洞神三类。“洞”即通,意为三洞各有其统而玄义相通。“辅”即辅佐之意,即对洞的经义进行论述和补充。四辅为:太玄辅洞真、太清辅洞神,另有正一通贯补充以上三洞三辅。12部是《道经义枢》将每洞各分为12部,即:本文、神符、玉玦、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章表。
道书正式编“藏”,始于唐玄宗李隆基,由唐迄明,所流传下来的只有小量残卷。今存完整道藏,只有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3)、道藏文献的价值   由于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的重大影响,作为道教文献总汇的《道藏》,是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珍贵文献。此外,《道藏》所受大量教外文献,可利用作为校勘、辑佚和研究古代学术的资源。
四、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
1、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
(1)、佉卢文  佉卢文是一种由音节字母组成的文字,由右向左横书。2至4世纪流行于我国西域于阗、鄯善等地。用这种文字写在木牍、木简、皮革、绢帛、纸张及钱币上的文书、佛经,遗存下来的有几千件。
(2)、焉耆•龟兹文   旧称“吐火罗文”,本世纪初发现于我国新疆库车、吐鲁番等地,流行于公元7至8世纪。存世文献有文学作品、公文、字书、帐册、医书、史书、题记,更多的是佛教文献。在这些文献中,用焉耆文写的长达27幕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剧本。
(3)、于阗文   是我国古代5至11世纪流行于于阗地区塞种居民使用的拼音文字。存世文献多为佛教文献。
(4)、突厥文   是7至10世纪突厥、回鹘、黠嘎斯等族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突厥卢尼文”、“鄂尔浑•叶尼塞文”、“兰突厥文”、“西伯利亚文”。存世文献主要是碑铭和写本文书。重要的碑铭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较为重要的文书有《古卜书》及一些军事、经济文书。
(5)、回鹘文   是8至15世纪我国回鹘、维吾尔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用它书写的文献,大量的是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宗教经典。非宗教性的回鹘文学作品是《福乐智慧》和《乌古斯汗的传说》。《福乐智慧》是一部闻名于世的长篇叙事诗,形象艺术地再现了11世纪新疆的社会风情,保存了古代维吾尔人文学、语言、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6)、察合台文   又叫老维吾尔文,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一素文字,适用于13至14世纪,并取代了回鹘文。察合台文后来演变为现代阿拉伯字母形式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科尔克孜文,由这些留下了大量的手抄、石刻和铅印文献。
(7)、西夏文   是11世纪我国党项羌建立的西夏王朝创制的文字,使用和流传约五百年,到15世纪末废止。存世的西夏文献按其种类可分为三类:第一是佛经,第二是记述西夏社会历史的世俗文献,以及西夏文音韵、幼学等书,第三是碑文、石刻、印牌、钱币、题记及器物文字。
(8)、契丹文   是契丹族借用汉文创造的拼音文字,又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流行于10至13世纪的辽朝和西辽。契丹文献大致可分为:碑石墓志、金银铜器铭文、钱币官印文字、洞窟寺塔题记等。
(9)、女真文   是女真族参照契丹文和汉文创造的一种文字,刘兴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到明中叶才湮没不传。女真文遗物有碑志刻石九种,官印五种,以及《女真译语》抄本、《女真字书》抄本残页。
(10)、东巴文  纳西族的东巴文,以及彝族的老彝文、傣族的老傣文是我国西南地区几种古民族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经师掌握的一种只用于记录和诵读宗教经文的文字,为象形文字,创于11世纪初。另为大众使用的音节文字哥巴文,创于东巴文之后,保留了许多东巴文的简化字,故取名“哥巴”。东巴文留下的东巴教经典,卷帙极为浩繁。
(11)、老彝文   又称“爨文”或“韪书”,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西南彝志》全书37万字,是当代发现的有关彝族历史、人文情况的一部巨著。
(12)、老傣文  老傣文记录了傣族人流传的五百多部长篇叙事诗,还记录了号称有4800卷的傣文贝叶经,也是小乘佛教经典中的珍品。
(13)、古藏文  古藏文创于六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公元9世纪初,藏文文字改革,形成规范化的书面语,流传至今。古藏文存世的文献主要有金石铭刻、竹木简牍和文书写卷等。
(14)、古蒙文  古蒙文是成吉思汗令俘获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以“畏吾儿字书国语”,开始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文字称回鹘式蒙古文或畏兀儿体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大都散佚,流传下来的仅有一些碑刻和残卷。
(15)、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名其师乌斯藏萨斯迦人八思巴创造的新蒙文,初称蒙古新字,后改称蒙古字。元朝灭亡后被废弃。
(16)、满文  满文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文字,在清朝称“清文”和“国书”,清亡后废弃。满文留下大量的文献和翻译的汉文著作。
2、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3、少数民族历史典籍
(1)、蒙古族历史典籍  数量十分丰富,如《白史》、《黄金史》、《卫拉特史》、《蒙古佛教史》、《卫拉特法典》、《阿拉坦汗传》等都是名作。最著这是被誉为蒙文三大典籍的《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
(2)、满族历史典籍   最要者有《满文老档》、《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五体清文鉴》、《官便漫游记》等。
(3)、藏族历史典籍  藏文历史文献可分为古藏文历史文献和书面藏语历史文献两部分。
古藏文历史文献   流存下来的大致有金石铭刻、竹木简牍和文书写卷三类。
书面藏语历史文献   早期应用多半是翻译佛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红史》、《青史》、《如意宝树史》等。
(4)维吾尔族历史典籍  维吾尔族典籍著者有《拉夫德史》、《喀什史》、《阿古柏》、《布格拉汗传》。此外《突厥语大辞典》也是一部维吾尔族的典籍珍品。
第三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
一、          编年体与纲目体文献
(一)编年体文献
编年体是按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一种史学体裁形势。运用这种体裁写作的史书被称为编年体史籍。纲目体是改编编年体产生的一个分支。
1、 编年体的起源和体例
编年体是我国上古记载史事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故《隋志》称为古史。《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订,其主要价值在于开创了编年体的体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也就是按照年、时、日、月的顺序来记叙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左传》的编纂体例是《春秋》的继承和发展,传是释经的,依《春秋》之成例而作。其发展之处有:一是取材广泛;二是叙事完整,《左传》一改《春秋》标题记事法,而为完整的叙事,注意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历史要素。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首创本末叙事方法,以弥补编年体分散记事,使事件不能集中显现的缺点;三是创立了史论,自左氏之后,史论已成为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论赞”。
解释《春秋》的,战国时还有《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二书亦为编年体史籍,《左传》、《公羊》、《谷梁》并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侧重于“义理”上解释《春秋》,它们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史学价值则常常被忽视。其实,二传不仅在史料上可以补充《左传》之不足,而且对经文书法的阐述往往可以加深对史实的理解。此外,二传的叙事采用问答体,逐字逐句逐层的解释《春秋》,实开后代文献注释之先河。
逮至战国,出现了专门的编年史《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出土的一部先秦编年史书。记事自夏迄魏,此书宋以后失传,明代后所出《竹书纪年》二卷,乃元、明人杂采各书编成,称作今本。清人朱右曾辑《汲冢纪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国维又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近年又有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总结了前人辑轶成果。
总之,编年体在先秦成为史学的主要体裁。
2、编年体的发展   编年体史籍从汉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宋元明的繁荣,经历了一个低谷阶段,这就是隋唐时期。原因有二:一是隋唐开始禁止私人修史,官修国史则以纪传体为主;二是这一时期未能出现卓越的编年史家和具有特色的编年史籍。
(1)、编年体史籍在汉晋南北朝的发展   这一时期,编年体史籍有长足的发展,其表现是:
首先,史家和史籍的大量涌现,前所未有。其次,体例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主要以东汉荀悦的《汉纪》为代表,主要表现在预先确立编书的凡例;改纪传为编年,创立断代编年史;突出了史论的作用。最后,编年体的类型日趋繁多,除传统的编年体史书外,还出现了实录和起居注。
(2)、编年体发展的繁荣时期   从宋代开始,编年体史再次复兴,并一直昌盛到清朝,标志着编年史已进入繁荣昌盛时期。其中重要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的《通鉴外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清夏燮《明通鉴》。
3、资治通鉴的修撰   北宋司马光撰。《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十六朝,1362年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通鉴》问世后,影响极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编年体史籍的发展,表现在促进了新史体的诞生;促进了通鉴类史书的蓬勃发展。二是对编纂学做出了新的贡献,表现在大大提高了编年体史的编纂水平;在体例上有新的突破;首创编年体系列组合式成套著作。
4、编年体的价值和缺点
(1)、编年体有以下三个长处:
①、编年体宜于考察一时之大势;②、编年体宜于长编;③编年体宜于录存史料。据上可知,编年体史书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是学习和研究古代历史最直接、最简便的实用价值;一是在历史编纂学上仍将有借鉴价值。
(2)、编年体的缺点有二:第一,对于时间线索不清的史事,无处可系,这样势必漏掉许多重要史料。第二,分年记事,不便把人物、事件叙述的完整集中,另一方面,分年记事,也不便把不同性质、类别的史料区分开来,只能由典制体行其职能了。
5、编年体史籍举要
(1)汉纪三十卷   东汉荀悦撰。悦奉汉献帝旨意,改编班固《汉书》为编年史。是书以西汉十二帝纪年,王莽事附于平帝纪之后,该书以“词约事祥”而著称。内容大致不出班书范围,然亦有所增补。此书最大特点是改纪传为编年,体例有所创新,故为史家所重。本书有《四部丛刊》本,较为流行。
(2)、后汉纪三十卷  东晋袁宏撰。体例仿荀悦《汉纪》,以东汉十一帝纪年(冲帝附于顺帝之后),取材则有别于荀悦仅据一书,而是广采博取,以《东观汉纪》、诸家《后汉书》及起居注、传记等史料删削编纂而成,且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故史料价值很高,与范书同为研究东汉史的必读书。现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
(3)、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南宋李焘撰。此书体例、编纂方法和书名均仿《资治通鉴》,作者广征正史、野史、日历、实录、会要、文集等材料,考校异同而编成北宋九朝168年历史。《长编》原为980卷,今存520卷。此书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内容丰富,是研究北宋史的基本史料,故历来为学者所重。现由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
(4)、三朝北盟会编   南宋徐梦莘撰。是书编纂了徽、钦、高三朝四十五年间宋金和战史料,故名。其编排方法按时间顺序排比史事,每事先立一纲,后录史料原文,故兼有编年史和史料汇编性质。此时史料丰富,可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缺失部分。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南宋李心传撰。此书专记高宗一朝自建炎至绍兴的三十六年史事,此时取材亦很广泛,除国史、日历外,兼取野史、杂记、案牍、奏议、文集等,史料价值较高,故可据以校补《宋史》。
(6)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   清毕沅撰。本书为辽、宋、金、元史,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止于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毕氏意在续写《资治通鉴》,故内容与之相接,体例与之相仿,唯无视论。该书编纂水平及资料价值皆比同类著作高出一筹。通行本有1957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二)纲目体文献
《资治通鉴》294卷,近400万字,宏篇巨帙,令人难以卒读,遂有改编删减之作出现。南宋朱熹根据《通鉴》材料,撰成“纲目体”的史书《资治通鉴纲目》59卷。所谓纲目体,仍是编年纪事,只是前面立纲,后面立目,纲是史事的提纲,目是史事的详细叙述。
为《通鉴纲目》作注者,主要有南宋尹起莘的《发明》、刘友益的《书法》、汪克宽的《考异》、王幼学的《集览》、徐昭文的《考证》、明陈济的《集览正误》、冯智舒的《质实》等。
续编之书,重要有南宋陈均《九朝编年会要》,记北宋九朝之事。无名氏《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记南宋高宗、孝宗二朝之事。又有《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宗、宁宗之事。明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记北宋至元末之事。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从上古至三家分晋以前。乾隆四十六年更有《御批通鉴纲目》,记明代历史的有清印鸾章《明鉴纲目》,记清史的有近人许国英《清鉴易知录》。流传较广的是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记事上起盘古,下迄明末。
其优点是叙事简明,条理清楚,通俗易懂,可以从中学习到历史基本知识。是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其问题是政治观点反动,书中充满天人感应、王权神授,英雄史观、正统观念等等。如能运用唯物史观批判阅读,还不失为有用之书。
二、纪传体文献
1纪传体全史书目
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体正史积数有26种,4042卷,洋洋4500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历代封建王朝明令颁布为正史的纪传史迄《明史》止共二十四种,故二十四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专用名词。正史之名始见于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清乾隆年间敕修《四库全书》,确定以历代纪传史为正史。所谓正史,就是标准和典范的意思。汉王朝以《五经》为正宗思想,史部书目被列为经部附庸。自马、班的《史》、《汉》书出,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被看做国家大典。史部书目至魏晋之际,蔚成大国。到了唐代,纪传史被颁令为国史,中央王朝设馆修撰,纳入了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二十四史加上民国年间所修的《新元史》和《清史稿》共是二十六史。
2纪传体的结构和特点
纪传体是司马迁创造的,他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写作宗旨有四点:①“究天人之际”,即探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②“网罗天下 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通古今之变”,即总结古今一切人间社会的史事,考治乱之源;③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④“拾遗补艺”,创一代典籍,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上述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司马迁要完成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包容百科全书知识的通史。《史记》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近三千年的历史,体大思精,是纪传史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班固沿用这体例写成断代史《汉书》,记述西汉一朝的历史。并改“书”为“志”。以后各代编写断代史,都效法班固,改“书”为“志”。又,《汉书》以下各史,表、志或有或无,而纪、传必备,因此简称纪传体。
纪传体的最大特点是体大思精。体大,是指纪、表、书(志)、世家、列传五体形式,能容纳最大量的历史内容;思精,是指纪传体史书内容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
纪传体全史的价值和缺点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资料浩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十通、会典等等,但纪传史是各个王朝史实的较早记载,保存了最丰富的原始资料,凡考证史实,引据旧事,“正史”资料仍有权威性,这是它的第一个价值。
认真总结各史成书的经过,可以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纪传史在史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它的第二个价值。
纪传史将在编纂学上继续提供借鉴的意义,这是它的第三个价值。
纪传史的缺点主要有四点。
1.记述人物活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宣插英雄史观。
2.纪传史“虚美隐恶”,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史观。为封建王朝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
3.纪传史制造所谓“正统”的理论,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所谓正统的理论主要有两点。其一,同时对立的几个王 国;确立其一国为主体纪年,即“正名分”为本朝回护。其二,隐讳篡夺事迹,编造“禅让”的谎言。编年史家亦维护正统。但正统的理论却创自纪传体。
4.因事立目,褒贬人物,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汉书》不为叛臣作传,故西汉大理财家桑弘羊无传。《晋书》则创《叛逆传》来贬斥农民起义领袖和凌上的大臣。
总之,纪传史的结构,能够完美地把以帝王为中心的英雄史观和天命论结合起来,歌功颂德,隐恶扬善。这就是正史的‘正”字的真实涵义。因此,历代封建王朝都把修撰纪传史列为国家大典。拿编年史来说,创自《春秋左氏传》,比纪传体为早,但是编年史,是作为替封建皇帝编写的国史删节本而提倡的。刘知几从编纂学的角度主张纪传、编年二体并重,但封建王朝的国史馆还是只修撰纪传史,并不以编年史为国家大典。
三、纪事本末体文献
纪事本末,顾名思义,就是记载历史事件的始末。运用这种体裁编写的史籍,成为纪事本末体史书。
1、袁枢创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这种形式起源很早,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述史的独立体裁,还是由南宋袁枢改编《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开其端,确定了名称和体例面大放光彩。
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目的,本为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其编纂方法是把《资治通鉴》所记史实,区别列目,以类相从,上自“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每事自为首尾,详述原委经过。袁氏这种作法,并不具有史料价值,这种体例,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标题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
2、纪事本宋体的体例与演变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继作者代有其人,推动了这一史体的发展。从内容区分,可以分为朝代纪事本末和专史纪事本末两类。
(1).朝代记事本末  经过先后续补,从上古至清代,形成了本末体系列全史。如《绎史》、《左传事纬》、《左传记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末》、《金史纪事本末》、  《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续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
(2).专史纪事本末  按专题记事,内容不局限于传统记事本末侧重政治事件,举凡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藩镇、会党、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等均可人书。如,《蜀鉴》、《滇考》、《炎徼纪闯》、《绥寇纪略》、《三藩纪事本末》、《台湾郑氏始末记》、《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筹办夷务始末》等等。
按照编纂取材来划分,又可分为改编一书的纪事本末,采摭群书的纪事本末和钞书与著述相结合的纪事本末三种。此种分类方法,颇可探讨本末体的发展演变。
2、  纪事本末的价值和缺点
纪事本末体虽出现较晚,却获得迅速发展,得到史家高度赞扬,究其原因有三:
(1).本末体简明扼要,便于初学  编年体、纪传体二者都难以完整而集中地反映历史大事。本末体却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编排首尾完整,叙事简明扼要,
(2).本末体以事为主,便于探讨史事的前因后果,以为鉴住知来之用,而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研究历史大事。至于具备考异等内容的本末体史书,更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资料。
(3).本末体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要地位  其记事按编年,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于一炉,合前因、后果于一编。
综上可知,纪事本末体的价值有二:一是为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使用价值,一是为改造旧史体,创建新史体提供借鉴价值。
但是,本末体的缺点亦很显然。第一,其取材多系钞录编年或纪传,即不能取代原书,亦不可作为原始材料,很难说有较高史料价值。第二,限于体例,对于天文、历法、地理、方技、典锅、名物等等,不能详加备载,无法总汇百科史料。第三,本末体分事立目,以一事为起讫,事件之间缺乏联系,很难据以探讨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由于纪事本末多为改编,已是二手、三手资料,亦其一短。
4、纪事本末系列书目  朝代系列纪事本末书目如下:
《左传纪事奉末》53卷,清高士奇撰。通行本有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
《左传事纬》20卷,清马脯撰。自刻本。苏州潘氏敏德堂刻本。
《通鉴纪事本末》42卷,南宋袁枢撰。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
《续通鉴纪事本末》220卷,清李慈铭撰。自刻本。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宋史纪事本末》109卷,明陈邦瞻撰。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
《辽史纪事本末》40卷,清李有棠撰。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清张鉴撰。清光绪十四年上海书业公所祟德堂历朝纪事本末排本。
《元史纪事本末》4卷,明陈邦瞻撰。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
《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谷应泰撰。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
《清史纪事本末》80卷,近人黄鸿寿撰。上海书店1986年据进步书局石印本影印本
专史纪事本末主要有两种:
《三藩纪事本末》4卷,清杨陆荣撰。是书收入历朝纪事本末丛书中。
《圣武纪》14卷,清魏源撰。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
第四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下)
五、            典志体政书文献
政书即典制体史籍,它以事类,按时间先后编次,记载历代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典章制度的史体典籍,有十通、会要、会典等。政书类在早期目录学论著中尚无定名,南朝粱阮孝绪撰《七录》始设“旧事类”,著录此类书籍,至清修《四库全书》,才将旧目中的故事、仪注、刑法三个类目的典籍归入政书类,以后图书目录大都仿《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列政书一类。
1、典志体的起源
关于典志体的产生,最早记载典章制度的,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其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的有关社会制度。但记得很粗糙,也不系统。到了《三礼》问世,则有了很大的进步。《周礼》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历史类古籍。《礼记》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典章制度,特别是礼制的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重要史料。而《仪礼》则系统而详细地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燕、饮等礼仪,是古代礼仪的总汇。
秦汉以后,统治者更重视各种制度的设立和规范化,西汉初年,典制史有了较大发展,其功劳应首推司马迁。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史记》,写有八书,叙述典章制度。但是,书志附在正吏之中,毕竟还没有独立成书。因此,历来也不称其为政书,其体裁也未形成。
2、典志体的确立
隋唐是典志体专书体裁的确立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会通体《通典》与断代体《唐会要》的出现。《通典》确立了基本体制。
《通典》是唐代杜佑历时35年撰成的典章制度专史。所记上起传说中的唐虞到唐肃宗、唐代宗时。全书200卷,以事类为中心,以时间为先后编次,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
《通典》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取自实录、国史、政府档案。杜佑的《通典》问世,确立了典志体裁,扩大了载史范围,受到当时和后人的高度评价。它的问世,确实为统治者巩固政权,为学者研究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典志体裁由此而确立,并得到了发展。
3、  典制体的发展
自《通典》确立政书体裁后,引起了很大影响,开始了典志体的发展时期,典志体史书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也多。综观唐宋以后的各种政书,大致可以划分为综合类政书和专类政书二大类。
(1)、综合类政书。这是指那些将各种典章制度统叙于一书的政书。这类政书又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会通古今制度的典制通史,即通常所说的“三通”、“九通”、“十通”一类书;二是记述某一朝代制度的断代典制史,即历代会要、会典。
典志体断代政书分会要、会典两类,均以事类为中心,记载一代典章制度。两者区别有三:其一,典制范围,会要总括一代重要典制,会典则以六部为纲,记载一代官署职掌制度,近于专类政书;其二,编纂体例,会要按典制类别分类编次,会典采用设官分职的分类来编次;其三,内容上,会要广载相关历史事实,会典多是皇帝的训诰敕旨和各官衙的政令法律,以及具有律令性质的办事成例,而很少叙及历史事实。此外,会典均为官修。实际上会典是会要的别体。
会典、会要均源于《唐六典》。会要始创于唐德宗时的苏冕,他以《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等为蓝本,首创会要题。元、明、清所创会典,会要是文化事典,会典为施政成例,所以会典资料是原始文件汇编,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历代会要按编纂情况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朝人编撰本朝典章制度,保存大量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高。第二类会要为后人凭借正史等已成之书改作,史料价值较低,但便于阅读,熟悉一代典制。
(2)、专类政书。这是指专叙某种典制或礼制的政书,起源很早,可追溯到经部三礼,秦汉以后,专类政书发展很快,只是早期目录中没有专类政书之名而已。唐宋以后,专类政书随着修史制度的日趋完备而增加更快。清代修《四库全书》,将专类政书分为仪制、邦计、军政、法令、考工五属。
专类政书将一朝或一定时期的某一种典章制度汇入一书之中,既全面,又系统,也便于查找,为统治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方便。
(3)、职官文献。《四库总日》单列一类与政书并行。事实上,十通及历代会要都把职官作为一个重要部分。
最早的职官专书是汉末王隆撰、胡广注的《汉宫解诂》及应劭所注的《汉宫》、所撰的《汉宫仪》。魏晋以后,这类书的发展与日俱增,清人修《四库全书》,又将职官类分为官制与官箴两属。官制之属以《历代职官表》最有特色。
《历代职官表》叙清朝官制只至乾隆为止,而乾隆至清末官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故有钱实甫撰《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与《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以补其不足。
五、别史、杂史文献
别史、杂史,说来有别,但具体书目的区分,却颇为不易,合为一目来谈。
1、 别史、杂史之区分及检索方法
别史之名,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才创设,别史是随着时代发展,史籍繁多、图书分类细密而诞生的。一般说来,凡不能列入正史,而又关系一朝大事的史书称为别史。别史的范围相当广泛,大抵说来,不入正史的纪传体通史都包括在内。
杂史类目创于《隋志》。它把《战国策》、《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列为杂史,以后的图书目录大多立有杂史一类。
别史和杂史的具体书目,颇难区分。解决之法,首先应弄清别杂二史立类的经过和有关争议,然后以之为基础,找出某种规律性。
2、别史书目举要
《逸周书》10卷,作者不详。
《东观汉记》24卷,东汉班固、刘珍等撰。
《十六国春秋》100卷,北魏崔鸿撰。
《隆子集》凹卷,宋曾巩撰。
《古史》60卷,宋苏辙撰。
《东都事略》130卷,宋王称撰。
《大金国志》奶卷,宋宇文懋昭撰。
《路史》47卷,宋罗泌撰。
《契母国志》27卷,宋叶隆礼撰。
《古今纪要》19卷,宋黄震撰。
《续后汉书》47卷,宋萧常撰。
《九国志》51卷,宋路辰撰。
《续后汉书》90卷,元郝经撰。
《春秋别典》15卷,明薛虞罐撰。
《宋史新编》200卷,明柯维骐撰。
《续藏书》27卷,明李贽撰。
《南宋书》60卷,明钱士升撰。
《绎史》160卷,清马埔撰。
《后汉书补逸》21卷,清姚之姻撰。
《七家后汉书》21卷,清王文台辑。
《九家旧晋书》37卷,清汤球辑。
《西魏书》24卷,清谢启昆撰。
《十国春秋》140卷,清吴任臣撰。
《宋史翼》40卷,清陆心源撰。
《西夏书事》42卷,清吴广成撰。
《元史新编》95卷,清魏源撰。
《元史类编》42卷,清邵远平撰。
《明书》170卷,清傅维麟撰。
《明季北略》24卷,清计六奇撰。
《明季南略》18卷,清计六奇撰o
《清史列传》80卷,清国史馆撰o
《罪惟录》(原名《明书》)90卷,清查继佐撰。
《小腆纪年》附考20卷,清徐鲡撰。
《明史稿》310卷,清万斯同撰。
以下介绍几部重要的别史。
逸周书十卷  《逸周书》之名始于许慎《说文解字》,取意孔子整理《尚书》辑《周书》之余。《逸周书》记事上起西周文王、武王,下迄春秋之末灵王、景王。记述周初史事约占全书五分之四,这些文字虽非尽当时人所作,但后人追述当时史事,必有所凭据,因此,它不失为研究周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反映周人道德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的材料颇多,另外诸如天文历法、地理地名、气候物产、民族方国、谥法谥义、察人观物、修养处世等方面的材料,也很丰富。因此,《逸周书》是一部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先秦史籍。
世本  作者历来有争议。大体是周代史宫相承之作,约写定于战国末期,至汉有补录,刘向校书写成定本。所记史事,上起黄帝传说,下迄春秋,有关汉高祖的事迹为后人所加。世本分类,开创了专题史研究的先例,而且内容超出一般史书的政治范围,涉及地理、姓氏、工艺制作等社会生活及经济领域。世本保存的丰富的先秦料为后世注疏家多所征引。
竹书纪年  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编年史。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十几万枚竹简,经苟勖、束皙的研究考订,整理出十几部先秦古籍。其中有编年记事的资料十三篇,称《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内容为夏、商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大事,而以战国史最详,与《史记》所记不同者更多,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此书宋以后亡佚,今存为后人辑本。
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  清徐鼐撰。徐氏于道光三十年入清史馆,于是采集前人所著南明史书62种,旁及各省府县志和诸家诗文集而撰成此书。是书系编年南明史。记事采用纲目体,目例低纲一格,眉目清楚。凡遇各书异同,写成附考,列于正文之下,便于参考。为明朝史中比较完备的一种。
3、杂史书目举要
历代杂史要目如次:
《国语》21卷,相传春秋时左丘明撰。
《战国策》31卷,战国时策土的策谋言论汇编。
《穆天子传》6卷,西晋时出土的汲冢竹书。
《越绝书》15卷,汉袁康撰。
《吴越春秋》10卷,汉赵哗撰。
《楚汉春秋》1卷,汉陆贾撰,今有清辑本。
《风俗通义》原30卷,今存10卷,汉应劭撰。
《贞观政要》10卷,唐吴兢撰。
《五代史阙文》]卷,宋王禹偶撰。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撰。
《松漠纪闻》1卷,续1卷,宋洪皓撰。
《靖康传信录》2卷,宋李纲撰。
《清溪寇轨》1卷,宋方勺撰。
《南唐书》30卷,宋马令撰。
《南唐书》80卷,宋陆游撰。
《江南野史》10卷,宋尤袤撰。
《江南别录》l卷,宋陈彭年撰。
《吴越备史》4卷,宋钱俨撰。
《东京梦华录》10卷,宋孟元老撰。
《挥麈录》20卷,宋王明清撰。
《元朝秘史》12卷,作者不详。
《钱塘遗事》10卷,元刘一清撰,
《平宋录》3卷,元刘敏中撰。
《鼻山堂别集》100卷,明王世贞撰。
《革除逸史》2卷,明朱睦辉撰。
《甲申传信录》10卷,明钱帜撰。
《永历实录》26卷,清王夫之撰。
《南疆逸史》56卷,清温睿临撰。
《东林始末》l卷,清蒋平阶撰。
《圣武纪》14卷,清魏源撰。
《朔方备乘》85卷,清何秋涛撰。
以下介绍几部重要的杂史。
国语二十卷  所记史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下迄韩、赵、魏三家分晋。除《周语》、《鲁语》记西周后期史实外,主要是春秋时期东周各国史事,其中晋国份量最多,约占全书一半。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
战国策三十卷  此书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始编为三十三篇,定名《战国策》。记载春秋以后至楚汉之争,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书中着重记录纵横家言论,故有夸张虚构之处,不可全看作信史。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这是一部政治言论的分类汇编。元戈直曾为本书作注,又采唐宋名人柳芳、宋祁、欧阳修、曾巩、司马光、范祖禹、吕祖谦、叶适等二十二家对本书的评论,附于篇后,名曰“集论”。本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
东观奏记三卷  唐裴廷裕撰。以编年记述唐宣宗一朝史事,记事颇具首尾,在唐代杂史中,以翔实著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多采其说。宋祁撰《新唐书》,亦采用此书材料。
罪惟录一百零二卷  清查继佐撰。是书原名《明书》,是纪传体南明史。书中记弘光朝事,仍用南明年号,并把南明诸帝均列入本纪;对抗清人物多有表彰,对变节人物表示愤慨。尤其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敢于据事直书,使后人得以了解历史真象。
清稗类钞  近人徐珂撰。是一部清代的史料汇编,亦有将其归为类书或笔记者。编纂体例是“事以类分,类以年次”,记事上起顺治,下至宣统,举凡军国大事、学术文化、风土人情、遗闻琐事无不俱备。本书缺点:一是所用资料,不注出处,后人引用不便。一是分类不清,过于琐碎,选材亦嫌芜杂。但从补正史,备遗闻角度看,仍不失为一部有用之书。
4、  别史、杂史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别史、杂史在古代历史文献和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是数量繁多。二是史料价值高。这当然是就全类而言。
六、            地理、方志文献
(一)地理文献
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丰富,分沿革地理、历史地图、游记、行记三目。
1、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地理著作主要以沿革性、国内性、综性、区域性为特色,以记山川、疆域、物产、人口、建置沿革、古迹名胜、人物故事、民情风俗、文献著作为内容,而这些内容只是古代学者们为说经注史而做的疏通证明工作。
沿革地理成为专门学问,始自北宋。这其中以郑樵和王应鳞为巨擘,郑樵《地理略》,至于王应鳞在这方面的著作多至百数十卷,马端临的《舆地考》则继承了郑樵遗例,进一步把它的内容丰富而精审了,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考资料。
明清之际,学者们从“经世致用”出发,编纂了一批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的《舆地沿革表》二书都是考寻地名沿革的工具书,相互对勘,更足以解决许多问题。
中国古代研究沿革地理的另一体系,是以水道为主,根据山川形势来说明历代政治区域的分合。古代地理书以水道为主的著作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2、 历史地图
有资料说明,最初的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应用,最早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绘制的地图多是局部地方的区域性图,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图较少,直到秦汉时期,全国性的一统舆图才逐渐多了起来。
裴秀是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他编绘了《禹贡地域图》18篇,成为世界上见诸文字记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此图集今已失传。
中国早期的地图流传一般是绘制在纸、帛上,到五代出现石刻地图,宋代也把一些地图刊勒在碑石上,使它得以传世,对地图起到了保护和推广作用,也为今人研究古地图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宋代以杨甲绘制的《六经图》为著,元代地图学家以朱思本最为著名,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影之大,前所罕有。明代较著名的地图有杨子器的《舆地图》,清代的《皇览舆全图》,开始使用经纬线梯形投影法,对我国后来的地绘制影响较大,
3、 游记、行记
游记一般是游山玩水,描述见闻风物,多以行程短、篇幅小,文采焕然为特色,以唐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为代表。作为地理学著作方面的游记则纯以考察自然、都邑为目的,以《徐霞客游记》为代表。
行记一般因特定的目的或使命远行,途远、时间长、所录行程见闻篇幅校长,或单独成书,但大部分都保存在史传、文集、方志之中。
纵观中国古代的地理文献,具备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图文并茂、史料价值珍贵的特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方志文献,
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该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以地理沿革、道里、山川、卅郡县人口户籍、贡赋物产、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人物为内容,可以看作是一地的百科全书。主要的有:统志、通志,又称省志、府志,又称郡志、厅志、州志、县志,还有镇志、卫所志、乡镇志,大都属于历代纂修的专志。
方志起源甚早,汉晋时人以《尚书·禹贡》为方志之祖,但其内容简单,尚不具备全国性总志的规模。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局面出现,方志的修撰有了明显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以数量遭增,类别多样为发展的主要特点,为后世地方志的编修从体例上、资料上提供了条件。隋开始了全国性区域志的编纂,宋代方志的编纂特别发达,表现在除了继承隋唐方志的体例、内容外,又有新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繁荣时期。元朝产生了以宏博见称的全国性区域志,即《大元一统志》,此后,明清两代继承发扬,先后修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总之,自宋元以来,我国地方志的编纂不但内容扩大,而且体例日臻完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方志的流传也较以前更为便捷。《中国地方志综录》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七、            传记、学案、笔记文献
传记、笔记均属野史范畴,作为一种史学体裁,早在汉代就产生,但在历代目录的分类中,其归属却无一致标准,不仅杂乱,甚至矛盾。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两点原因:其一,传记、笔记被认为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作,难登大雅之堂,故不受目录学家的重视;其二,本身体例驳杂,为例不纯,难以区分。但正因如此,作者才能摆脱史书史法义例的束缚,记述了一些触犯统治者的禁忌之事;评论事理,褒贬人物,敢于讲实情,说真话,为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的珍贵材料。学案体传记,大都出于名家之手,是十分谨严的著作。
1、传记
传记是记载人物行状的史书。汉代司马迁所创立的《史记》,人物传记为五体之一,有七十列传。最早的单行传记专著是西汉末年的刘向所撰《列女传》。
人物传记,根据编纂体例,可以分为专传、类传、  按照人物的身份、职业、道德、专长、言行、断代传记、地方传记四类。
历代主要传记简介如下。
列女传七卷  西汉刘向撰。全书共记妇女一百零五人,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类。所载妇女事迹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
寓士传三卷  西晋皇甫谴撰。
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  南宋朱熹撰。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共24卷。朱熹编纂此书,目的是要“补于世教”,故此史料价值很高,为元朝修《宋史》所本。
畴人传四十六卷  清阮元撰。《畴人传》汇集了历史上主要的天文历法学家的事迹和成就,于仪器、操作规程记录尤详。此书前四十二卷记中国学者,后四卷附记对中国科技有影响的外国学者,打破了学术上的国界,不足之处是范围狭窄,局限于天文历算,未将其他自然科学包括进去。
[学案]  学案是学术史类传,首创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其著作为《明儒学案》。后继者有清代全祖望、江藩、唐鉴等,近人有徐世昌、梁启超、钱穆等。他们的著作构成了中国自宋以来系列的学术史论著,书目如下: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  黄宗羲撰、《宋元学案》一百卷  黄宗羲发端,全祖望完成、《汉学师承记》八卷 江藩撰、《宋学渊源记》二卷  江藩撰、《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 唐鉴撰。
此外,近人徐世昌主持编撰《清儒学案》200卷,梁启超和钱穆各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梁氏著作,广为广播,已是专门学术史了。
[笔记]  笔记,顾名思义本指随笔记叙而言,作为一种体裁的命名,始于北宋史学家宋祁。他撰有《笔记》2卷,为随笔杂录之作。
笔记的渊源,可以远溯至先秦、两汉。先秦诸子说理设譬之作,大多系优秀的笔记小品;汉应劭《风俗通义》已是笔记性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则为兴起时期,大量笔记有如异军突起,开始进入史坛和文坛;唐宋时期,则是百花盛开,各种类型笔记均已具备;到了明清,笔记进入了极盛时期,已成为史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个门类。
笔记,在古代本是消闲之作,无论内容,不拘形式,说古道今,海阔天空,因此很难为笔记作严格分类。近人谢国桢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将明清笔记分为十类:①记农业的;②记手工业、商业的;③记政治、经济、掌故、风俗的;④记农民起义的;⑤记少数民族的;⑥记地理的;⑦记中外通商的;⑧记历史文献的;⑨记科技、工艺美术的;10记文史人物传记的。有宜于治史的笔记,大体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历史杂记类的笔记。
(2)考辨评论类的笔记。
历代两类治史笔记要目分列于次。
历史杂记类蟪记要目如下:
《西京杂记》6卷,晋葛洪撰。《隋志》作2卷
《世说新语》3卷,南朝刘宋刘义庆撰。《隋志》有8卷、10卷两种。
《大唐新语》13卷,唐刘肃撰。
《酉阳杂俎》31卷,唐赵磷撰。
《唐撞言》15卷,五代王定保撰。《宋志》作《撞言》。
《困学纪闻》20卷,宋王应麟撰。
《淖水纪闻》32卷,宋司马光撰。
《笔记》3卷,宋宋祁撰。
《东坡志林》5卷,宋苏轼撰。
《梦溪笔谈》26卷,宋沈括撰,  《宋志》题为《笔记》25卷。
《石林燕语》10卷,宋叶梦得撰。
《老学庵笔记》10卷,宋陆游撰。
《捏史》15卷,宋岳珂撰。
《齐东野语》20卷,宋周密撰。
《玉壶清语》10卷,宋僧文莹撰。
《能改斋漫录》13卷,宋吴曾撰。
《容斋随笔》?4卷,宋洪迈撰。
《渔隐丛语》40卷,宋胡仔撰。
《玉堂嘉语》8卷,元王恽撰。
《震泽长语》2卷,明王鏊撰。
《万历野获编》8卷,明沈德符撰。《明史》作《野获编》。
《三国录》72卷,明杨慎撰。
《少室山房笔丛》48卷,明胡应麟撰。
《笔乘》20卷,明焦浓撰。
《玉堂丛语》,明焦浓撰。
《日知录》32卷,清顾炎武撰。
《潜邱札记》6卷,清阎若琚撰。
《池北偶谈》26卷,清王士祯撰。
《钝吟杂录》10卷,清冯班撰。
《义门读书记》58卷,清何焯撰。
《南江札记》4卷,清邵晋涵撰。
《十驾斋养新录》20卷,清钱大听撰。
《蛾术编》100卷,清王鸣盛撰。
《大云山房杂记》1卷,清恽敬撰。
《蟹曝杂记》6卷,续1卷,清赵翼撰。
《陔余丛考》43卷,清赵翼撰。
考辨评论类笔记要目如下:
《学林》10卷,宋王观国撰。
《野客丛书》30卷,宋王楫撰。
《过庭录》16卷,清宋翔风撰。
《癸巳类稿》15卷,清俞正燮撰。
《癸巳存稿》15卷,清俞正燮撰。
《曲园杂纂》50卷,清俞樾撰。
《陶庵梦录》8卷,清张岱撰。
下面介绍几部笔记要籍。
世说新语三卷  南朝宋刘义庆撰。本书记汉末至东晋间封建士大夫的轶闻逸事,其中以魏晋名士清谈为多。编纂方法是分类记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所记虽系片言只语,但内容涉及面广,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习俗风尚和士族人士的思想言行。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的笔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生物、化学、物理、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
容斋随笔七十四卷  宋洪迈撰。作者学识渊博,自经史诸子百家,以至医卜星算之书,凡意有所得,随手扎记,积二十余年之经营,虽有失检之处“然其大致,字为精博,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
日知录三十二卷  清顾炎武撰。本书是作者自少读书积三十余年编成的一部考史笔记著作,编纂不分门目,大抵以类相从。通行有黄汝成集释本。
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  清昭裢撰。本书系作者亲自经历,论述了少为外人所知的清廷内部事务,如祭祀、婚丧、封爵、巡狩等礼仪制度,是研究满族史和清史的重要材料。
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  清钱大听撰。本书系作者平生读书所作札记,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体例汇为一编。本书通行有国学基本丛书本及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本。
詹曝杂记六卷、续一卷  清赵翼撰。本书是历史闻见和知识小品类的笔记。本书特点是,所记大多系作者在朝廷和外地作官时所亲身经历之事件,或耳闻目睹之人物、山川、风俗、特产等,随手札记,具体、生动,真实可信。
八、            史论、史评、史考文献
梁启超《新史学》将中国旧史分为十类,其第九类“史论”含理论、事论、杂论三小类。本书分为史论、史评、史考三目而总题为史论。
[中国史论的产生和发展]  史论随史学而发生、发展。历史载笔无论繁简,都不可能绝对客观,或引据史实受条件制约,或主观认识有局限,都在笔削中留下供人评说的余地。而大体说,我国旧史学的史论,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形成于西汉,成熟于唐宋,而盛于清。阶段性的代表成果,西汉《史记》创史家论赞,达于成熟境界。唐代刘知几《史通》是史评体的高峰,嗣后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可追步其后。宋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是论史史论的高峰。清代钳制思想,考据学发达,史考则以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论著为代表。下面就史论、史评、史考的发展轮廓分述如次。
1,史论  评论史事的史论发展最快,西汉已经成熟。专文、专著史论与序赞史论均在西汉形成,也是后世史论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论史史论至宋王夫之《读通鉴论》达到高峰,后世无出其右者。
论史史论在发展过程中有多种形式,条列如次:
(1)修史中寓含史论。
(2)随文而设的史论。
(3)以史为鉴论古讽今的史论。
(4)援史立说的史论。
(5)专题史论。此为论史史论的最高形式之一,一般成为专论、专著。
(6)专著史论。这是与专题史论相似的又一种高级史论,它综论一代或数代,就一书或数书作专著史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的问世,标志着论史史论著作发展到高峰,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最高成就。
2.史评  史评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全面评论史书的源流、得失、编纂方法等,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篇较系统的吏学理论专文。唐代是我国史评发展的里程碑,刘知几的《史通》对前代的史学作了全面地、系统地考察,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学理论,标志着我国的史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影响甚大。至清乾嘉时期,始出现与《史通》相颉颃的章学诚所撰之《文史通义》。该书为纵论文史、兼评古今的学术著作,汇集了作者研究文史之心得,有破有立,自成一家之言。
3.史考  史考的萌芽,要追溯到西周、春秋,那时的公卿、大夫向天子、诸侯进谏,往往援引“先王之制”为据。可视为史考之滥觞,其形成亦在西汉。大体有三种形式:
(1)史家著史时,对史料的鉴别与考证。
(2)注史形式的史考。
(3)史考专著。清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割记》,被誉为清代三大史考名著。
至于杂考掌故的史考专著,有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元陶宗仪的《辗耕录》,清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陔余丛考又、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等。而广论社会问题经世致用者,当首推顾炎武的《日知录》。
[我国历代的史论要籍]  兹介绍七种要籍如次:
史通二十卷  唐刘知几撰。《史通》分内外篇,各10卷。《史通》的内容异常丰富,涉及到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史书体例、修史常识、史学源流等等。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刘知几的史论,以其史才论和直笔论特具卓识,他提出才、学、识为史家三长的著名理论。其所说的才,系指选材记事的能力和技巧;学,系指广博的知识和专门的学问;识,系指知人论世的见识和胆略。三才之中,尤重史识。将直书作为撰史的原则,此外,《史通》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很值得重视。《史通》一书为中国撰著史评书开辟正确的道路。
读通鉴论三十卷  清王夫之撰。《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思想比较成熟时的史论作品。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史实,分卷评述我国秦汉以来各代政治得失和法制沿革。每篇就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评论,对具体历史事实皆略而不书。末附《叙论》四篇,集中阐述自己撰写该书的旨意及其基本史学观点。《读通鉴论》纵论千载史事,其珍贵处,不在微观上对一时一事的剖析,而在贯穿全书宏观上的指导思想。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所考,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史》,实为十九史,以旧新《唐书》、旧新<五代史》各作一书计,故为“十七史”。本书亦考亦论,而以考订见长。本书校勘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校勘文字,是本书的重点。②考证典章制度,也是本书的重点。③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类评论,多半是作反面文章。④评论史书的优劣。作者对十七史都有评论,有的议论内容之是非,也有发表对作者的看法。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  清钱大听撰。《廿二史考异》为钱大昕一生精力治史的结晶。所谓二十二史是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又将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从《后汉书》中分出,另立《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上列为二十三史。本书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对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文字校勘,并对其内容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审慎地考证,使复杂矛盾之处,得以疏通辨析,驳正舛谬,颇利于后人的学术研究。
廿二史札记一百卷  清赵翼撰。所谓二十二史,实际包括从《史记》到《明史》全部的二十四史,因当时《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还没有被清廷批准为正史,故沿用过去的二十二史之说。本书有考有论,论多于考。创见颇多。本书言深而不古奥,纯朴而不流俗,实为研究二十四史不可缺少之参考书;初读史者,借此亦得窥其门径。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是清著名的史学评论家。《文史通义》为其代表作,是继《史通》之后的又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本书内篇泛论文史,外篇专言方志。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最富有创见之处为:其一,“经世致用”说。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为其史理论的核心,其二,“史德”论。刘知几有“史才三长”之说,章学诚于才、学、识外又增“史德”。其三,在史学领域内强调“撰述”与“记注”的区别。其四,关于方志学。
考信录三十六卷  清崔述撰。为其平生精力所注, 对整理古史之贡献,清代无出其右者。崔述研究历史,是考而信之。其考辨先秦大事,一切取信于经。战国以后之书,都以为不可信。其考信以时代言,从上古到战国;从思想言,自尧舜到孔孟。
九、            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文献
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期,近代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撰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著录1900至1975年中国人著译的史学著作九千余种。该书1984年再版,下延至1979年,著录书目达一万二千余种,还不包括现代史和地方志。这一万二千余种新书目,再加上未收的现代史和新编地方志,就是本书所说的近现代新型史学文献。近代为1900年至1949年,1949年建国以来为现代。
[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文献]  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第一个大的方面是理论建设与通史编纂。清末梁启超是近代的史学大家,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896年,他写了《变法通义》,开始了对封建史学思想的批判,接触了封建旧史“帝王中心论”的要害。
如果说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那么,运用新史学理论编写新史学创立新史体的实践者,则是中国第一部章节体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的作者夏曾佑。
刘师培,他在1904年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创立教科书通史,凡三册。编撰完善,影响较大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王桐龄的《中国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白话本国史》、1945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他的《中国通史》;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记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史》等几种是解放前比较好的通史。1940年长沙商务馆出版钱穆的《国史大纲》2册。
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第二个大的方面是断代史及断代学术论著。先秦史名著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发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论。
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第三个方面是创立各种分科学术史,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等;
第四个方面是面向世界的中外关系史,如中外史、国际关际史、世界史等;
第五个方面,大量翻译引进世界各国史学成果,以及先进的世界观。
第六个方面,本世纪初甲骨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历史档案,以及考古与文物研究的重大收获,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第七个方面,产生近现代期刊,以论文形式不断发表学术新成果,汇辑成册即为论文集。第八个方面,在历史记注方面产生了大量新型的原始资料文献。
第九个方面,编写教科书;
第十个方面,大量编撰辞书、索引等各种工具书。
第十一个方面,开展史学普及,编写通俗丛书及史话等普及和中级读物。
第十二个方面为革命史。
第十三个方面,随着近现代史籍的大量产生,形成了现代史学分类目录。
[建国以来史学论著举要]  建国以来的历史学研究发生了飞跃的变化。主要类别可分为通史、专门史、断代史和研究论文集、民族史、通俗史话、人物传记等。
主要通史论著有:
中国通史  一至四册,范文谰著;中国史稿  共五册,一至三册署名郭沫若主编,四至五册署名“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纲要  全书四册,翦伯赞主编; 中国古代史  上中下三册,朱绍侯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一册,白寿彝主编。
专门史  专门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哲学思想史、政治经济史、法制史、军事史、地理学史、科技史、史学史、文学史等。
断代史研究和论文集  断代史是对一个朝代所作的首尾完备的叙述史,把它放在通史的位置上,就好象是对一个时代段落所作的横断面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断代史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勃兴时期,新的著作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内容。
民族史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现在各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民族史论著,书目从略。
通俗史话  通俗史话以从容漫谈的笔调和讲故事的形式昔及历史知识,既有历史内容,又不枯燥乏味,受到广大知识青年和干部的欢迎。
人物传记  匡亚明主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200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对中华民族最有影响的二百多个人物作了系统的评述,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划时代的一个创造。
十、考古与文物研究文献
考古与文物研究将历史遗迹与文物再现为文字记录的文献,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取证范围,也扩大了历史文献学的领域。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以李济、裴中、梁思永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学习外国经验,吸收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把近代田野发掘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科学的考古文物之学。
[旧中国时期的考古与文物研究]  李济和裴文中是我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1926年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裴文中我国著名的史考古学家,旧石器考古学的奠基人。
当时,我国科学考古工作主要在两个地方进行。其一是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其二月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负责的河南安阳殷虚的发掘。
[新中国的考古与文物研究]   建国以来五十年,新中国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考古发掘有许多重大的新发现,文物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五十年来考古与文物研究的新成果按时期概述如次。
旧石器时代  旧时器时代考古,又获得大发现,比北京猿人同时或稍晚的人类化石遗址,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资阳人,比北京猿人更早的有蓝田猿人和元谋猿人。
新石器时代  发现了六千处以上的遗址,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发现的河母渡文化,表明我国文明的起源不仅是中原地区,而是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文明摇蓝。
夏商周时期  以前在新石器时代和殷墟之间有一大段空白。现在,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发掘的二里头文化,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殷墟发现了几座完整的王室墓以及古城遗址,在陕西周原发掘的西周早期宫殿和宗庙遗存,对解决殷、周历史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重要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是对出土铁器的研究,湖北随县曾侯墓的发掘和侯马晋国盟书的研究。
秦汉时期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被称为历史奇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秦朝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汉代考古与文物研究成果更大。有长安和洛阳城的发掘,有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甘肃武威雷台铜制车马仪仗队的发掘,以及山东临沂汉简、甘肃居延汉简等的出土,都是轰动世界的考古新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考古与文物研究,主要是石窟寺的发现与研究,以及城址与墓葬的发掘与研究。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重点,是对隋唐两京——长安和洛阳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有关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
五代两宋时期  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发掘各种类的墓葬、瓷窑遗址和宁城的辽中京。
元明时期  重点进行了元大都(今北京)的发掘和明中都(今安徽风阳)的勘查,弄清了城坊布局,出土了许多瓷器、浮雕和碑刻。在墓葬方面,北京昌平县的定陵,是几一正式发掘的古代大型皇帝陵,其规模之巨,出土文物之多,为世所罕有。
第五章   古今原始资料文献
从整体上宏观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分为两大部分,或两大类即原始记录文献与编述文献。原始记录,又称原始资料,在情报学上称一次文献,章学诚称之为“记注”。文史家对特定历史发展过程或专门课题,根据一次历史文献进行有观点、有材料、有体例的文字编述,也就是一般称之为论著的典籍文献,就是二次历史文献,章学诚称之为“撰述”。现存的甲骨文、金文、古文书、档案、记录、诏令奏议等,就是古代的一次历史文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有撰述的史籍都是二次历史文献,例如《二十四史》就是二次历史文献。
一、            起居注与实录
中国古代的国史纂修以帝王为中心,汉以后有专职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称“起居注”,以起居注一类史料为根据纂修的资料长编称为“实录”。这两种文献,从编纂体例看,属于编年体;从性质看,属于资料汇编,是国史修撰之前的资料准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起居注]  汉时起居注又称注记。汉时起居注由宫内女史主修,魏晋时起居注多由著作郎兼修。北魏时,始置起居令史,又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员。隋复置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八人,隶秘书省,掌国史集注起居。唐宋又于门下省设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掌起居注。元代则以给事中兼修。明时专设起居注官,清代则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任,称日讲起居注官。
[实录]  实录是当代人所撰的当代史资料编年,修撰者都是专职史官,既有严格的专业素质,又能接触最原始的重要档案,因之,所引资料十分繁富,也较可靠。而且所记内容十分广泛,除皇帝政治活动外,凡有关军国大事之政治对策、经济措施、各地社会动态等等,都有极详细的记录。这是实录值得珍视的地方。但实录为官修,受当权者的干扰很多,多有曲笔回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实录的修撰始于齐、梁时期,但都已失传。完整一代之实录保存至今的,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二、诏令奏议
诏令是古代帝王、皇太后或皇后所发布的命令、文告之总称。包括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谕等。奏议是古代臣僚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包括表、奏、疏、议、上书、札子、封事、弹章、对策等。诏令奏议,文辞华美,古代多收入文集。
现存重要的诏令奏议有下列几种:
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  北宋宋绶及其子敏求所纂辑。为唐代各朝诏令的总集。可补两《唐书》之不足。部分内容直接涉及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以及与各族的关系,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唐史的重要依据。
宋大诏令集二四十卷  本书原名《本朝大诏令》或《皇朝大诏令》。共收录宋太祖至徽宗时的诏令3800余篇,是研究北宋政治的重要原始资料,可订补史书之误漏。
两汉诏令二十三卷  此书资料来自三史,故价值不大。但辑录详备,便于参考。
清代官辑本朝诏令多种,可为研究清史之参考,不再——一介绍。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  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辑。全书分“君德”、“孝亲”、“郊庙”等六十四门,上自商周,下至元代。凡有关奏议之文,尽量收入。尤其是南宋后期和元代之奏议,史书多未载,甚至宋人的某些奏议在现存文集中也没有,而此书均保存下来,可为研史者参考。
三、古文书
本节主要介绍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及吐鲁番文书。
[敦煌文书]  又称敦煌遗书,是1899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在第十七号窟藏经洞内发现的,有三万余卷写本和课本,艺术品一千余件。这批遗书是北宋西夏进占敦煌时,由和尚藏人洞中。
敦煌遗书从时间上说,起于北魏直到宋韧,约公元5—10世纪。从内容上说,除大量佛经外,还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多种抄本写卷,以及宗教俗文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从文字种类上说,汉文典籍为主,兼有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抄本。对研究我国北魏至唐宋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遗书内容丰富。主要是佛教经典,约占90%以上。敦煌佛教典籍,经中外学者的研究,藏有古逸佛经368种,对于丰富佛经内容和佛教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敦煌佛经有多种抄本,可据以校正传世佛经的讹误。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景教经典六种、摩尼教经典三种,以及道教资料,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敦煌遗书中关于历史学和古地志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涉及的内容广泛。有些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有些可订正史籍的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地的历史地理资料,尤为珍贵。
敦煌遗书的古地志著作十余种,有些是关于全国性的区域志,如《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唐代地理志》等,大部则为西北边地的地志,如《西川图经》、《沙洲地志》、《敦煌实录》、《沙洲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等。这些珍贵的方志,对汉唐间丝绸之路的研究及西北史地的考证,都有十分重要的义。
敦煌本《大唐西域记》存卷一至卷三,是目前所见到的《大唐西域记》的最古传本。据此以核传本,订正的不妥之处就有104条,有些关系到中亚古史的一些重大问题。
此外,敦煌文书中还保存了不少的社会经济史料,诸如户籍、手实、计帐、书信、日记、告身、牒文、诉状,以及在中原地区从未发现的唐代租佃契约文书等,是研究中古土地制度、经济关系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科技史方面,还保存了不少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内容的写本。古典文学资料有诗、曲子词、变文和俗曲。
以敦煌文字为核心的综合研究,已形成国际性的专门学科,即敦煌学。近八十年来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从公元1909—1924年,是我国刊布和研究敦煌文献的第一阶段,主要成果有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鸣沙山石室秘录》和李翊灼、王仁俊、蒋斧、王国维、罗福苌等人的一些著作。②从公元1925—1948年为第二阶段,以刘复的《敦煌摄琐》和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为标志。此外,还有许国霖、王重民、罗振玉、李盛铎、向达、陈寅恪等人的研究著作。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五十年为第三阶段。主要成果为王重民等人编撰的《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于词集》、《敦煌变文集》,任二北校注的《敦煌曲校录》,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及当代学者的一批著作、论文等。1983年,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标志,敦煌学的研究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
[吐鲁番文书]  是指自十九世纪未至本世纪七十年代,先后由外国探险队、考察家及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和墓葬中陆续发现的各种文字的占文书,总数在三万件左右。这些文书除大量汉文外,兼有古藏文、回鹘文、古突厥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和梵文等各种语言文字。
吐鲁番地区古为“车师前部”地,西汉时以“高昌壁”得名,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在今高昌故城。吐鲁番文书就是从西汉高昌郡到唐西州这段历史时期,被高昌居民埋藏在地下的文物的一部分。自1879年至1914年,先后有俄国雷格尔、柯兹洛夫、克列门兹、奥登堡,德国格林威德尔、勒柯克,日本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和英国斯坦因等人,到这里劫夺了大批地下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吐鲁番文书。现存于国外的吐鲁番文书有“大谷文书”、“斯坦因文书”、“桔瑞超文字”、“敦煌特藏”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进行了发掘,先后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村古墓群进行了十三次发掘,出土有文字碎片五千余件,经过拆剥、拼合,共整理出各种文书二千七百多件。这些文书,从1981年起由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定名《吐鲁番出土文书》,至今已出了七集。文书原件,少量存吐鲁番文物管理所,大部藏新疆博物馆。
吐鲁番文书,除少量是直接随葬的衣物疏、告身、契约等外,大部是二次利用,被当作废纸的古文书用来制成死者的服饰,如鞋靴、冠带、枕衾等,或是一些俑的构件,所以多残缺。也正由于此,吐鲁番文书中经卷极少,绝大部分为世俗文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很快形成了吐鲁番学。研究成果,目前国外的以日本成绩最大,有不少研究书论著、专集问世。六卷七册本《西域文化研究》,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对大谷文书的一个总结。国内研究,除刊布《吐鲁番出土文书》外,散见于刊物的论文有近三百篇。研究文集,主要有四种;一、《敦煌吐鲁番研究文集》一集二集,北京大学季羡林主编;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唐长孺主编;三、《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沙知编辑;四、《新疆考古三十年》专题研究《文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主编。
吐鲁番文书的主流汉文文书,可归纳为三类:一为官府文书,从高昌郡至唐西州时期各个不同时期的官文书都有,包括辞、呈、启、条、关、属、敕、令等,以及各种官案、文簿、帐目等。二为各种私文书,包括契约、帐目、信札、衣物疏等。三为古代典籍、杂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文书大多有纪年,为研究晋唐时期的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四、            档案
档案是政府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并作为历史记录,按一定规律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现代档案还包括技术图纸、有历史内容和价值的影片、录音、录像等。档案在古代又称为文书、文案、案牍、簿书等等。
我国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和数量  档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因而也是最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国的历史档案十分丰富。殷代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文书档案。到了秦汉时期,文书档案已有了相当的数量,并设置了专门史官执掌。魏晋以后,历代都对档案的收藏管理十分重视。清代正式使用“档案”这一科学名词,今天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明清以来的档案,明以前的文书档案,除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字中偶 有保留外,余皆荡然无存。明清以来的档案,数量惊人。据全国 3000个档案馆统计,历史档案总数近三千万卷。
内阁大库明清档案  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数有九百万件左右。明档包括明王及其各级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过程,形成的各种类别的文件。其大宗在明末战乱中毁于兵火。现在贮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档案是清修《明史》征集来的,起于洪武,终于祟桢,而以天启、祟祯朝的档案最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档最多、也最完整。时间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共305年。清档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教育,以及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此外,秘密结社、反清斗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原始文件,也都十分珍贵。
民国档案  民国档案集中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自1912年孙中山建立民国,至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止,完整地保存了整个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政权中央一级机关及其直属系统的历史档案,全面反映了中华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况,是研究民国史和各种近代专史的第一手资料。
地方档案  地方档案是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里列举介绍西藏历史档案、巴县档案和孔府档案。
现代档案  现代的文书档案是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反映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现代档案不是一份一份的孤立文件,也不是杂乱的文件堆积,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文件体系,有着许多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档案来源广泛、内容丰富。
(2)现代档案具有全新的多样的形式。
(3)现代档案管理完善,分类编排细密,形成了科学的体系。
我国现代档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革命历史档案,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档案。
五、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对某一事物事或者某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所写出来的汇报材料。调查报告是通过典型事例的分析,总结出具有方向性和普遍意义的经验来推动工作。
调查报告的类型,依其内容和作用来分类,大体上有四种类型:①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报告。②新生事物调查报告。③社会问题调查报告。④揭露事件真象的调查报告。
六、            现当代传记、回忆录
[现当代传记]  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因此也称人物传记。在我国,人物传记有悠久的传统,传记通过对人物生动逼真的记述和描写,也从而生动逼地层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历史画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史实。
现当代传记主要有自传、传记、评传、回忆录等。
自传  此体是传主自述的文章。自传有繁有简。
传记  传主事迹由他人所写,篇幅小的称小传或事略,长篇的称传或传略。
评传  评传是带有研究性质的高层次的人物传记。评传要全面介绍和评论人物思想、生活和贡献,所写的对象大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家、艺术家等。
[回忆录]  以追述人物生平事迹为主的回忆录,是现代人物传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是传记,又不完全是传记,可以是一个生活片断,一个特殊事件,一段故事,也可以是全面记述的生平事迹。全面记述生平事迹的回忆录与自传就没有多大区别。回忆录总是抓住典型事例,突出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再现历史事实和人物形象,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七、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是全国政协和地方委员会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或文史工作组以及各地文史研究馆所征集、整理、编写、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地方史资料。从而为编纂各地地方史志提供比较可靠的资料。
文史资料的产生与发展  文史资料的编纂是周恩来同志1959年4月在全国政协专门会议上倡导的。
文史资料已成为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了历史研究和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的价值  作为历史文献的一个部类,文史资料是属于史料性文献的范畴,它对历史研究和普及历史知识以及社会政治效应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1)可以补丈献之不足,匡书刊之谬误;
(2)是研究历史、编写史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3)保存了即将失去的大量史料;
(4)普及近现代历史知识;
(5)具有特殊政治效应,
八、年鉴、手册
年鉴是一种内容丰富、篇幅适中、时间性强,按年增删出版的工具书,是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以备参考检阅的连续出版物。手册,取“人手一册”的意思,是汇集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资料和经常需要查考的文献资料,供读者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事实的便视性工具书。
[年鉴]  我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刘玄》,原书早逸,无法知其内容。近代意义上的年鉴是从欧洲传人我国的。1980年以来年鉴编纂出版发展速度很快,类型可分为中国年鉴、世界年鉴、地方年鉴、专科年鉴。下面介绍专科年鉴中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中国历史学年鉴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辑。1979年开始逐年出版。是一本资料性工具书,主要反映本年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状况和成果。《中国历史学年鉴》逐年综合报道和反映了我国历史学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以及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为历史学工作者和历史学的爱好者提供了一种比较全面的和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
[手册]  我国体系完备的近代手册也从西方传人,但类似手册的工具书资料读物,早于欧美数百年就出现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公元九、十世纪的与类书近似的《随身宝》以及十五、十六世纪的《万事不求人》等就是常识性知识汇编读物,实际上就是古代人使用的手册。
手册的种类除了一般工作手册外,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另一类是专门性手册。
九、报刊资料与文摘
[报刊]  报刊是报纸和期刊的合称。由于最早出现的报纸与期刊比效接近,所以积久成习而合称报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传播科学研究和社会信息最迅速的出版物和媒介。
报刊的起源与发展  报纸和期刊的发展与近代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步的,属于近现代新形式的历史文献。但报纸的起源却很早,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
学术报刊  现代各种期刊是学术交流的主要阵地,它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近现代以来的史学及其他专门史,不仅严兰苎学术专著,而且必须重视刊物。现代学术刊物主要有二产系统。第一是各大学学报,它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第二是主主铲产尹学院和各省地方社会科学院所办的社会科学,这也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这两个系统的学术刊物,全国有上千家。第三是各专业学科的专刊,它发表的论文,一般有较高的水平。
现代报刊的特点  报纸是现代社会新闻的重要载体,它的特点是内容新,出版快,数量大,开本大,传递及时,阅读面广,现已成了人们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文摘及其特点]  文摘属于二次文献,由于它是以报刊等原始文献为对象的主题内容的摘要,故与报刊合为一节来介绍。
文摘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汇集性。②工具性。③系统性。
十、        统计
统计一词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的内容。①统计资料;②统计工作;③统计学。
统计资料是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以及思想文化现象各种数据的总称。统计学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统计资料是研究历史科学的重要依据;②统计分析工柞,它的实质就是社会经济研究工作。其中部分成果能够反映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直接丰富了社会科学;③统计学可以为各项社会科学提供研究方法。
统计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统计工作起源最早,可以说有组织的统计工作是与国家的形成同时产生的。这些统计资料成为我们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为国家掌握国情国力、制定政策方针,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依据,也成了我们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献资料。
统计资料的类型及其特点  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科学统计调查后,形成了最初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经审核后,经过汇总,最后形成了现代统计资料的两种主要类型—二统计表和统计图。
1.统计表。广义地说,凡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统计分析中所用的表式如调查表、汇总表以及公布资料所用的表式都是统计表。狭义地说,统计表是专指用以记载统计汇总结果
和公布统计资料的表式。可将统计表分为简单表、分组表和复合表三种。
2.统计图。统计图是表现统计资料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它是用几何学的基本度量如点、线、面,或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现社会各种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统计图常用来反映社会现象规模、结构、依存关系,反映现象的变化程度和发展趋势,检查和分析计划执行情况,表明现象在某一地区的分布状况。常用的统计图有:
条形图等。
平面图等。
曲线图等。
象形图等
统计地图等
在日常的统计资料阅读和运用中,最易得到的是《统计年鉴》。《统计年鉴》以统计表、统计图、文字说明等形式,以年为单位,收集了全国一年中最主要的统计资料,这是一个国家一年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数据记载,具有严密的科学性。
第六章  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知识
目录、版本、校勘三门学科之建立,标志着传统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之奠定与形成。
一、 目录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图书的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录书。把书名、篇名之目,与其内容提要之录编在一起,就是目录。图书目录,通称目录书,又叫书目。专门研究图书分类、书目的编纂,以及目录书史的源流的理论叫目录学。目录和目录学都是起源于图书整理,因此目录学又是文献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录的编制过程,亦即图书的分类整理过程,也就是文献工作。
[目录的起源及发展]    目录首先有一书的目录,而后有群书的目录。当图书萌兴之时,古人即兴发表他的思想见解,并不是先立篇目后写文章。那时由于图书以简策为载体,多是
单篇流传,所以有无篇目,关系不大。后来图书增多,没有书名、篇名,无法分类整宇,也就产生了书名和篇名。孔子整理六经,第一次给图书分类整序,产生了目录。  西汉司马迁作《史记》,书末为(太史公自序),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自述家世、学问、仕途、思想及编纂旨趣、编纂经过等内容,实即全书之大序;第二部分为《史记》一百三十篇之序目,是为小序。每一条小序概述一篇的内容和要旨,然后列出篇名,即有录有目。《太史公自序》就是《史记》一书的完整目录,它把一书目录推向顶峰,并为群书目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近似群书目录的分类。与司马迁同时的杨仆,奉汉武帝之诏整理兵书,成群书专科书目《兵录》一书。“史记序录”和‘‘兵录’’的产生,直接启迪了刘向、刘歆创制群书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刘向主持大规模的图书校勘,整理国家藏书,每校完一书,在书末写一篇“录”,说明校书的经过和所用的本子以及内容提要。刘向之子刘歆,把《别录》进行删削,并按图书性质和学派分类编次,写成简明的书目叫《七略》,后来改写成《汉书·艺文志》,创造了史志目录。
[四部分类目录的形成和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目录学第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目录书数量大增,而且完成丁目录分部从《七略》的六分法向《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的
过渡。《七略》、《汉志》是学术史目录,分部细密而有系统性,六略,三十八种,钢举目张,条理清晰,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图书增多,显然七分法的纲目不能包举全部图书,到魏晋时期产生了以图书性质为部类的四分法。四部目录的优点在于,每部之下,可分许多门类,包容更大数量的书目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学术的成果,适应了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的趋势。现存的古代目录,《汉书·艺文志》是七分法的代表,《隋书·经籍志》是四分法的代表。从目录的发展史来看,两汉是七分法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七分法和四分法互相争竞时期,隋唐以后四分法完全取代了七分法,索引式的图书馆目录成为书目的主流。传统的七分法、四分法目录,就是古典目录。四分法目录确立以后,目录学继续向前发展。宋代目录工作显著的成绩有两项:一是产生了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开展了目录学理论工作的研究;二是产生了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这是—部新体制书目,即版本书目。古典目录学至清达于顶峰。体系分类完备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其标志。此外,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还有九分、十二分、十八分、三十三分等分类方法,兹不赘述。四分法的分部,所谓经部,专指儒家的经典和解释这些经典的儒家著作;史部,编次各类历史书;子部,编次诸子百家即哲学类图书;集部,编次文学类图书。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归附于子部。每一部下面又分若干小类。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细密,堪称四分法目录的典范之作。
[古典目最书的体制]  所谓体制,即目录所著录的内容、事项、以及总体编纂的布局,即体例。
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提出了四种体制的界说,余嘉镉的《目录学发微》归纳为三类,即:有小序和解题之目录,有小序和无解题之目录,小序和解题并无,只著书名之目录。余氏过分偏重形制,不如汪氏着重内容与功用提出之说为优,本书从汪氏,分目录书体制为四类。
1.图书馆目录。这一类是索引式的简明目录,它通过分类和编次的顺序来揭示图书内容,为近代图书馆听采用。它只简单地著录书名、作者,便于寻检。
2.学术史目录。这一类目录将图书按学派分类,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想体系和流派,是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相结合的形式,研究作者学术思想,评定一部书的价值,是目录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高要求。这种目录都有提要,一览而知各书的大概内容,其便于研究工作。
3.解题目录。这一类目录“提要钩元,治学涉径”,是介绍图书,指导阅读的书目。每一书目下有解题,或评述作者,或提要内容,或叙述学派源流,或辨驳异说,或考证书籍真
伪。
4.版本书目。“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即标举不同版本并加以鉴定,为校勘提供方便。这一类书目多为藏书家所作。现存南京图书馆的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是已知最早的版本
书目,它开了后来目录兼载版本的先河。
[目录书的功用]   目录学发展到了清代,受到学术的高度重视,视为治学之门径。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才能得其门而
入。””
目录的功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①利用书目簿录群籍,了解图书基本情况,查找所需图书;②利用书目的分部类别和提要,分辨图书学术源流;③利用各朝代书目著录的变化
考证伪书,余嘉锅在《目录学发微)中具体条列了运用书目辨伪有六条标准;④利用书目提供阅读或整理古籍较好的版本;⑤利用书目熟悉史部群籍,有利于校勘。在校勘中使用他校
法,如不熟悉古籍便无法进行。
中国古典目录书的数量,根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的统计,从汉至明,各种类型目录书总计151种;再据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正续编中著录的清以来目录书,有155种。两项
合计306种。当然,实际数量比这要多。根据著录内容,即所收群书范围来分,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综合性目录,著录百科群书;二是专科目录,著录某一学科的群籍,如“史部目录”。在古典目录中,综合书目是主体。
群书目录,从成书过程的编制体制来分,有三大流别,即官书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
[现代图书馆目录的分类]  中国古典目录学产生于春秋末年,兴起于西汉盛世,至清而达于鼎盛。近代图书目录学兴起,古典目录学成为历史研究的学科。现代图书飞速发展,综
合目录亦反映各学科体系,最方便而切适用的是图书馆目录。
我国现代图书馆目录的科学分类有许多种。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全国各大学图书馆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大 同小异,编目和分类的原则、指导思想是一致的。①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使经典著作与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得到突出的反映。②分类体系和顺序要具有科学性,使图书内容得到充分反映。③图书的分类和著录要极大地方便读者查阅。
[怎样查阅图书馆目录] 图书馆将簿籍目录制成卡片目录,装入卡片箱备查。卡片目录,一书一卡,一般著录有五个义项,即书名、著者、出版、稽核、提要。
有几个书名的书,通常以常用名称排列。如《红楼梦》,又称《石头记》、《金玉缘》等,在目录中一般采用《红楼梦》的书名。在此书名的卡片上著录各义项,而在《石头记》等书
名卡片上只注明见《红楼梦》。
卡片目录的排列有四种编制,即①书名目录,②著者目录,③分类目录,④主题目录。常用的是前两种卡片目录,均按第一字的笔划、形序或音序排列,与字书词典常用检字法相
同。
二、版  本
我国丰富的古籍历史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抄写刻印,编辑注释,形成了众多的版本。往往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由于历史条件,人为因素和地区版刻风格种种原
因,其篇卷编次、文字内容以及印刷装帧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历代治学者都十分重视版本。今天,为了更好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确保所有资料的准确性,所有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和以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的工作者都应该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版本知
识。
[版本源流]   “版本”一词,古今含义不同。说到版本,就要弄清何为“版”,何为“本”连用为何含义。
书之称版,称本,始于先秦,西汉已成通名,其间已有漫长的历史发展。古人称书为版,为本,与其书写工具和载体密切相关。版,指竹木简牍,书版也。版的本义,就是写字的木
板,又称方版。写了字的木板就称牍。版牍就是木板书。竹制书写材料称“简”,竹简可拼连可随意延展,比木板更灵活,其后木板也改制成简,于是竹木简牍成了通称。竹木简书卷收成束,称卷。书写很长的书用缣帛代替,古人称为卷轴。这木轴就是“本”。《说文):“木下曰本”。汉代,本已成为书的通称。到了南北朝,书之称本已很普
通,而且已经有了后世版本的概念。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后,这时便称刻字的木板为
版,所印的书为本。经过五代到宋,雕版印刷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刷了大量的书籍,于是“版本”两字连用,专称雕版印刷的书籍。北宋初,版本已作为雕版书的名称,以与手抄写本和金石拓本书籍相区别。这便是“版本”一词的原始意义。
今天,版本一词的涵义更为广泛,包括古今所有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总称为图书的各种版本。而宋代人所称的版本,今天则称之为刻本或刊本。
历代版本名称很多,就其产生的方式和本身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雕版印刷的刻本;二是各种活字本;三是非雕版及活字的图书。
古书的版本,特别是宋元版本流传下来的很少,多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其次是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总计有近千种。一般图书馆难以看到。
[版本学与文献工作]  专门研究各种版本的刊印质量、格式、版本之间的关系、源流、鉴别,并追溯书籍传播的历史的学问叫版本学。版本学与目录学是密切相关的学科,因此,
有人认为“版本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版本学和目录学产生同源,都是刘向大规模整理图书奠定的基础。目录包容版本是说得通的,但学术的发展,日益精密,各有侧重,分为两种学科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版本学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在学术发展上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研究版本学,对读书治学,对整理古籍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1.版本学的知识是顺利地读书治学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般地说,用于校勘整理出版占书,以旧刻、旧抄本为善。以时代论,宋本最善,元
本次之,明本最差。善本是指:①宋、元、明时代的旧本;②清代精校本;③足本。
2.版本学是探讨图书制咸情况和发展演变过程,从而探求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种途径。从各种不同版本的本身可以了解到某一时期图书印行流布的大概情况,
3.版本学既是关于图书版本的科学,因此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版本鉴定本身就是重要的文献工作。由于五代、宋、元旧刊流传下来的不多,早在明清之际,宋刊本
已按页论价。因此有不少人造伪牟利。通过版本鉴别,识别真伪,保护文物古籍,为古籍整理服务。版本鉴别的主要依据是如下诸项。
①书名。注意同书异名,同名异书。
②著录。查对版本目录。
③牌记。又叫书牌或刊记,是刻书人在封面后面或书的卷末或序文目录之后刻印的图记,往往加以不同形状的边框,文字有短有长,多有刻书人、时间的记载。
④讳字。宋本讳字甚严,一般可由讳字推定版刻年代;元本遇宋讳不缺笔,但覆宋本亦有缺笔,须看其它特点。
⑤字体、刀法。宋本纸坚字软,有欧柳笔意。元本亦软体字,但多赵孟颊字体。明初刊本,字形仍多赵体,隆庆万历间乃有方体字(即今称老宋体)。重要的是看刀法。
⑨版式、行款、纸墨、刻工,时帧。
除了上面所说的方法和依据外,对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学术史、书史、目录学等,都要有系统的综合修养。同时,还需知道书商作伪的手段,并善于识别。多鉴定,多实践最为重要。
[二十四史的版本]  纪传体《二十四史》是史部中最常用的要籍,因此历代辗转刻印的版本极多。从北宋起纪传体陆续付刊,南宋已有十七史汇刻,相续至清武英殿本汇刻了二十
史。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以上海涵芬楼收藏的宋、元旧刻善本为底本,辑汇不同版本影印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表列如下:
历代保存下来的纪传体史汇刻本原版书有:
①明汲古阁本十七史。
②明南北监本二十一史。
③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广东新会陈氏翻武英殿本。湖南宝庆三味堂翻殿本。四川成都局翻殿本。
④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
⑤清末石印本二十四史。同文书局本、竹简斋本、涵芬楼本。
⑥活字二十四史本:“图书集成”局本。
⑦解放前影印本:商务印书馆二十四史百纳本。开明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
以上汇刻本明汲古阁本最善,监本、殿本次之,其他汇刻本又次之,通行的是五局合刻本。石印本以同文书局本较善。影印的开明书店本,字迹太小,脱误较多,不利阅读,但体积缩小,利于披检。解放后中华书局选各种善本为底本,广泛吸取近人的研究成果,出版丁点校本,是我们研究历史最便阅览的读本。
[版本书目举要]  利用版本应该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目前这方面可以参考的书不少,兹举要十种如下:
1.书林清话十卷
清末叶德辉著。本书以书册装订制度的变化、雕版印刷的发明、发展为线索,全面介绍了自宋至清各个朝代刻本的情况和专门知识,是了解版本的入门书。
2.中国版刻图录
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1961年出版。全国善本书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该馆将这些善本经过挑选,再加上其他图书馆的少数善本书,每书挑出几页编印而成。
3. 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著。本书是一本普及读物,以时代为序介绍各种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重印。
4.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隐儒、王金雨编著,1984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从古籍版本史略、分类、术语、用纸、印刷和鉴定方法诸方面,对古籍版本鉴定作了详细论述,对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内容及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简要介绍。
5.中国雕版源流考
孙毓修著,本书阐述了我国雕版印书的源流,历代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巾箱本、朱墨本以及纸张、墨色、装订情况,并谈及刻印书籍的工价等等。
6.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北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线装,八册。这部书目主要收录1949年至1959年入藏的善本,兼收1937年至1948年间陆续人藏的善本共11348种,注明刻书时代、刻书者姓氏;抄本有资料可据的注明抄写年代;刻本有批校和题的也特别加以注明;最后附该馆索书号,以便于到馆借阅检索。
7.上海图书馆兽本书目四卷
上海图书馆编,1957年出版,  线装,一册。本书收录1956年9月以前人藏的善本书1470种。
8.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编印。此目收录馆藏清代以前的精刻夺、旧活字本、旧抄本、批校本、稿本、稀见本、保留本7800余种,兼收朝鲜、日本的旧刻本、旧活字本、抄本。每书著录书名卷数、注者时代姓名,刻本记其时代、地域或刻者,抄本稿本记其时代或人名或室名。按经、史、子、集、丛五部所属类目编排,其中史部按内
容时代,集部按著者时代的编排。后附该馆索书号,便于在本馆索书。
9.中国善本书提要
王重民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全书共收录作者所经眼的古籍善本书书目4200余种,这批古书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除著录各书的书名、卷、册数、板框尺寸、格式行款、牌记、序外,还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提要,考校版本源流,介绍作者情况及各书研究价值等。书后附有书名、撰校刊刻人名、刻工人名、刻书铺号等四种索引,以便读者用以检索书目和人名。本书是目录版本学方面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
10.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
清钱曾撰,管廷芬辑,章钰补辑,1926年长沙章氏刊本。钱曾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鉴定版本的经验,提出较为科学的考查版本的方法,即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工、纸张、黑色等各方面来确定版刻的时间、地点和主持者,又从祖本、子本、原版、翻刻、修补版等确定版本的价值。《读书敏求记)四卷,收书六百零一种,都是较珍贵版本的题记,各记其版本价值,授受源流、刻工异同。其后管廷芬、章钰二人广征博引,一一校正了书中错讹之处,并将各家对此书的评语、批注一同编进来。
上列各书,前五种为版本学入门书,列举的四种善本书目是查考古籍版本最基本的工具书。此外,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北京图书馆编,该书将全国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反映在一
编之中,最便查考。《读书敏求记》是钱遵王所藏善本书的题记。这类藏书家和校雠家所写题跋书清人较多。还有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缪荃孙《艺风
藏书记》等。
三、校勘
校勘,亦称校雠,或雠校,是广聚众本,并以善本或古本为底本,校正、勘误古书字句错误的方法。古人校勘书籍,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即校与雠。一人独自进行谓之“校”,二人合作进行谓之“雠”。校与勘都是考核查对之意。校勘二字合成一阅始于魏晋之后,取代校雠成为通语。
[校勘的源流和古今人的成就]  校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西汉刘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校雠”二字下定义。提到理论高度产生了校勘学。校勘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雠学,它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佚等内容,今谓之文献学。现代所谓校勘学,即狭义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西汉刘向、刘猷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将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到今天的,是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到了宋代,校勘学独立门户,中央专设校书机构,由校书郎校理图书,并制定了校勘条例。宋代校勘名家有刘涣、刘恕、刘羲仲、宋祁、沈括、赵明诚、郑樵等。宋代留下的校勘学专著如张淳《仪礼识误》三卷、方崧卿《韩集举正》十卷、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十卷、〈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等,都是校勘学佳作。岳珂制定了一整套校勘程序:①广征异本,②精审字画,③订正注疏,④详明音释,⑤点定句读,⑥查明脱落,⑦考定异同。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
近人对校勘卓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详本书在第八章中评述,兹从略。
[校勘的原则与内容] 校勘的原则,即目的有三项:一日存真,二日校异,三日订讹。存真又分二种,一为求古本之真,二为求事实之真。求古本之真,多为藏书家所为。订讹,是最上乘的校勘,要明其致讹原因,用正本或理校订正讹误。
讹误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误字;②脱字;③衍文;④错简。此外,还有旁记字混入正文,或正文与注文混杂,或后人妄删妄改等。
[校勘的方法]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
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
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
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
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
[校勘成果的处理]  清代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一是径改错字。这要求校勘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妄加改削,遗害无穷,或以不误为误,破坏原
貌。故对此主张附合者不多。一是慎改多注。
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要写好“校勘记”,这是处理校勘成果的重要方式,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种。
1.附加法。此法又可分二式。一是于定本后面附载校勘记。即经过校勘之后,将确认之本立为定本,于其后附录经过整理的校勘记,说明异同与去取的理由。
2.夹注法。即把文字校勘与字义混合编次,用小字夹注于正文中。这是古注形式新用,灵活多变,颇便阅读。
3.单独成书。即把校勘所得,写成读书札记,久积成册,刊布于世,便成此类。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综合性,所记可不限于校勘,可以是一部书,也可以是一类书或多种书,颇益于学术考辨。
正确运用上述形式,便于校勘成果的积累、保存和利用,有利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第七章
历史文献的实证
一、考据
狭义的考据学是指考订史料的方法
[考据的原因、范围与内容]原因是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还有某些人的由于主观上的某种意图,而在修史过程中的有意回避甚至回护某一问题,以至不惜歪曲历史真相,隐恶扬善。故意造成记载中的错误。考据的范围和内容主要有二:一是考订古书(就是指考证古书的作者,年代,卷次以及文字的异同。);二是考证史事(主要指的是考证史事的是非、有无、以及时间的先后等等)。此外,文字的校勘与注释,其中也有考订内容。
[考据的方法]按照考据中证据形成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
1.理证
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值得怀疑,但是又无确凿的证据,只得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
2.书证
是指利用诏书、上书等各种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的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
除了档案资料外,利用本书或者他书也能考证出史料的正误。
3.物证
是指以出土的龟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
[考据的态度]
1.考证在运用方面具有着综合性的特点,他的进行,必须与校勘、辨伪、版本、训诂等工作相辅而用。
2考证必须要有意义,切忌搞无关宏旨的饿烦琐考证。
建国以来,我国的学术界在对待考据的工作的认识和态度上曾经出现过两种的偏向:一是轻视考据重视理论;一种是片面强调考据而轻视理论。
二、辨伪
辨伪是指为古籍或其内容进行鉴别辨认,以区别其真伪的一种研究方法。
[伪书的种类和原因]
1全部伪。此类书于子部最多,经部次之。例如《鬼谷子》、《关尹子》、《孔子家语》等,完全出于他人的捏造。
2部分伪。此类的书的数量最多,几乎每部古书都有可疑之处。例如《庄子》、《左传》等,均有后人窜入的嫌疑。
3本无其书而作伪。例如《亢仓子》、《子华子》等
4曾有其书因佚而作伪。例如《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有著录,但是后来亡佚,于是有人就乘机作伪。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例如《管子》《商君书》等都是此类。
[辨伪方法]
1利用目录学知识辨伪。即从公私书目的著录上进行检查,以其是否一致作为辨伪的依据。
2利用逻辑常识辨伪。就是从本书所载的事迹、制度以及所引之书上进行检查,以其是否违反逻辑规律作为辨伪的依据。
3利用文件、语言常识辨伪。时代的不同,文体与语言亦各自有别。根据这个规律可以判断真伪。
4利用学术史知识辨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特点,其发展渊源十分清晰,
5从作伪所依据的材料上辨伪。作伪者托名纂书时,势不能字字凭空创造,更何况既依托他人,必多采录其人之说以求取信,这便是伪书所凭借的依据。例如《古文尚书》中把荀子所引《道德经》中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与《论语》中的“允执其中”拼凑起来,结果意思不相连属,漏洞自然百出。
6利用反证的方法辨伪。这是指有些古书虽佚,但是尚存一二佚文或佚说于他书之中,只要将其引来和今本作比较,一旦发现有不同之处,便可反证出今本的不真。
[辨伪成果的利用]
如何利用呢?
第一是正确对待已被前人确定下来的众多伪书,使它们重新为我们服务。
第二是既要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及时更新过时的观念,使辨伪的工作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三、辑佚
定义:将已经亡佚,但仍然有零星片段资料散存于其他典籍中的古书搜辑起来,重新加以编排,以求最大限度 地恢复原貌的工作,就是辑佚。本无其书,而关于某人、某事的材料散见于同时之人所著其他书籍中,后人将其收聚整理,编辑为新的一书,也属辑佚。在整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辑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前人辑佚的成就]  辑佚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晋代学者梅赜就曾辑佚过《古文尚书》,不过他辑的是真伪参半。到了宋代,辑佚已很有成绩。明代的许多士人也都注意辑佚工作,孙觳的《古微书》,专门辑录纬书佚文;张溥的《汉魏百三名家集》,专门菟辑诗文。但这一时期的辑佚工作面不广,体例、方法亦欠完备。直到清代,辑佚工作方才进入鼎盛时
期。乾嘉年间,由于受到编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辑佚工作大为发展。史部书辑出有李
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薛居正的《旧五代史》、郝经的《续后汉书》、以及班固、刘珍等人的《东观汉纪》等。在子部书籍中,《申子》、《尸子》、《燕丹子》等都有辑佚本。文集的辑佚,当首推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最有价值,共辑经、史、子各种类别资料3497家,按朝代编纂,并于各家之后附有作者小传,颇便参考。另外,清代后期有名的辑佚书还有黄爽的《汉学堂丛书》,辑经书85种,纬书56种,子史书74种;王谟的《汉魏遗书钞》,包括400余种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经、史、子佚书共580余种。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及《补编》共辑佚经、史、子佚书408种。近人从《永乐大典》中还辑出不少方志资料。清人及近世学者,不仅辑佚成绩斐然,而且辑佚体例完备,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为文献整理的重要工作之一。
[辑佚的方法]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作了具体的阐述,今人张舜徽亦于《中国文献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再加上前人的诸多经验,我们可以将辑佚的主要方法归纳为如下七种:
1.     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以辑群书。
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白居易辑、宋人孔传续的《白孔六帖》,以及宋朝李防等人《太平御览》、王钦若等人的《册府元龟》、章如愚的《山堂考索》、明王应麟的《玉海》等,均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为辑佚群书提供了上好的材料。
2.     以汉人所著的子、史书以及各类经泣为资料,以辑周秦古书。
例如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充的《论衡》等书中所援引的古子家说,韦昭的《国语注》中所引的纬书及古系谱,郑玄的诸经注疏中所征引的各类文章等,均是辑佚周秦古书的上等资料。
3.     以唐人义疏等著作为资料,以辑汉魏经师遗说。
比如李鼎柞的《周易集解》,书中集有子夏、孟喜以来的三十二家《易》提供了异常珍贵的资料。
4以六朝及唐人的史、集注为资料,以辑历代亡佚之-文。
例如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胭、司马贞、张守节的《史记注》、李贤的《后汉书注》,以及李善的《文选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中间,均征引有诸多的历代佚文,可充分利用它们为搜辑
古书而服务。
5以诸史书、古文选集以及金石刘丈等为资料,以辑历代遗文。
中国古代诸史书中保留有不少的历代文人作品,比如《汉书》中即收录有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至于古文选集、金石刻文更不需多说,凡历代的优秀作品大多被它们所选录或选刻,比如萧统的《昭明文选》就收录有不少的名作名篇,这些均是后人辑佚古书的重要依据。
6以《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等古代字书为大宗,以辑前人的文字、训诂、音韵之书。
这一类的古代字书均辑众家之说,包括有文字、训诂及音韵等诸方面的内容,对搜辑前人的小学之书颇有帮助。
7以各地方志为资料,以辑历代地方文献。
历代的各种方志在其编纂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别人的著述,并按照它的需要分别编人不同的门类。这些被引用的著述资料由、于其刊行机会不多,流传也不广,即使侥幸得以刻印流传,亦十之八九因年代久远、兵火灾难而亡佚殆尽,它们只有依赖于具有辑佚拾遣的类书功能以及编纂的连续性的方志,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十分珍贵的地方文献。比如记述我国著名瓷都景德镇窑业情况的第一篇专文、亦即世界上随时最早的瓷器论著——南宋蒋祈所著的《陶记》,即收录于康熙时期的《浮梁县志》、《饶州府志》以及《江西通志》等方志之中。
以上七个方面是清人辑佚占书的主要方法,它同时亦是清人辑佚古书的资料来源。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类书、子书、史书、文集以及义疏、注释等诸多内容,总之一句话,一切征引过佚书章节语句的材料均可加以利用。
[辑佚书的鉴定标准]    自古至今,从事辑佚工作的人为数众多,然而辑佚的水平却大有差异。鉴定辑佚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粱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提出了五条意见:
1.佚丈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则劣。
2.既辑一书,则必求备。
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在《尚书丈传》的诸多辑本中,唯陈寿祺的辑佚数量优于其他之人。    ·
3既须求备,又须求真。
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者则劣。例如秦嘉谟所辑的《世本》在其翔实方面就劣于茆泮林、张澍的辑本。
4原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
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旧五代史》,要远比辑《续资治通鉴长编》繁难。后者全在《永乐大典》“宋”字条下,只需举手之劳侄以功成;而《旧五代史》则散于《永乐大典》各条之中,篇第凌乱,必须将其搜集齐备后,再佐以他书而苦心排比,乃克成篇。相比之下,这样的辑佚书方能称为最优。
5当视原书价值如何,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
此条提出了对辑佚对象的选择问题,即在辑佚之前,必先进行辨伪,否则辑出伪书将比不辑更为糟糕。
这几条标准是对清人辑佚工作的极好总结,值得借鉴。但是在前人的辑佚工作当中,能达到如上标准颇不容易,其存在的弊病很多,亦很明显。比如说,辑佚要求备而不漏,这就必须达到网罗殆尽,但是由于人的精力、学力有限,很难将所有的图书资料涉猎完毕,这就难免会出现不到之处。
因此近人刘咸忻感慨道:“辑书,非易事也。” 《伯录学》。他在《辑佚书纠缪》里,将其弊病归纳为四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古人辑佚书时所必当注意的问题。他说:  “第一是漏。第二是滥。又分二端:①臆断;②本非书文。第三是误。又分二端:①不审时代;②据误本俗本。第四是陋。又分三端:①不审体例;②不考源流;③臆定次序。”由此可见,辑佚工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除了必须博览群书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学识,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这不独要具备辨伪、目录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对学术流别、著述体例有透彻的了解,甚至连古人引用旧文的义例、古人撰述旧事的辞气,也应分辨清楚。否则将会于辑佚中诬枉古人,贻误后学。
[前人辑佚的得失]前人的辑佚成就不可抹杀,他既有功于古人,使古书恢复原貌,又有助于后者,使研究有所凭借。但是在当年清儒中却存在着一股不好的风气,一部分人抛弃现存的书籍不读,专以辑佚相矜尚,章学诚、梁启超等人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古人的这一偏弊,也为今天从事历史文献整理的工作的人们引以为戒,必须踏实的认真读书,打好业务基础,等待学问真正学成熟之后,方能着手第二步的辑佚工作。
此外,还有补遗的文献工作。所谓补遗,是指前人论著体裁不备,或史事有遗髑,后人为之补作或补充,是为补遗。补遗之作,从所补内容来看,有补阙与补作之分,补阙,指原有其文,而补其阙漏。补作,指原书体例不全,后之学者予以补作,如补正史表志之作,是其代表。从现在历史文献来看,补作是补遗的主要内容,一般通称为补阙。补阙之作,主要为对史部文献中正史的表志补阙工作。
第八章         历史文献的注释
注即注解,释即解说,二者合称,意为说明性的文字。历史文献的注释是在实证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注释是对原文进行解释,方便人们正确读懂和理解原文,有利于研究。所以历史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产生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特定历史内容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间隔,变得日益遥远而陌生,不加解释,则后人不知所以。第二,记录历史文献的文字、语音、语义、语词、语法都有变化,不加注释,则后人读不懂原文。中国历史文献的注释包括音韵、训诂、注疏、翻译等内容。又上古文献,甲骨文之后是简策为书,不加标点和分段的习惯。古书不分段尤可,不标点断句,就无法读下去。所以断句不仅是今日整理工作的起点,也是历史文献注释工作的基点。
一、断  句
简言之,就是圈点古书,即用圈号(。)或点号(、)隔断文字,以表示一个句子的语气停顿或结束。古人称作“句读(dou)”,或句逗、句投、句度,把标点工作称作“章句”。到南宋末出现了“标点”一词。下面仅作为历史的考察,将古书的断句知识概括三题作简明介绍。
[古代的断旬符号及其用法]  古代句读由师承家学口授,故不重视书面表现形式,所以符号简单,用法也不统一。时间越早,区别越小,一个符号可以表示几种意思;反之,一种意
思也可以用不同符号表示,下面仅就常用者,作简明介绍:
∟ 钩识号  ①作读号,用于句中左下方,表停顿。②作句号,用于句末,表示终止。
、 点号  作读号,用于句中右下方,表停顿。
●        大圆点  作篇号,用于篇首,表开始。
· 中圆点  ①作篇号,用于章首,表开始。②作句号,用于句末行中,表终止。
· 小圆点  ①作章号,用于章首,表开始。②作句号,用于句末,表终止。
O 大圆圈  ①作章号,用于章首,表,开始。②作句号,用于句末行中,表终止。
。 小圆圈  作句号,用于句末,表终止。
▲三角形  ①作篇号,用于篇首,表开始。②作句号,用于句末行中,表终
止。公答再拜宾以族州于西阶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武威汉简·仪礼》。
古人断句,除使用句读符号以外,有些字词实际上也起着断句的作用。
[句读的起源和发展]  句读的起源,一般认为在汉以前,清章学诚说:“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丙辰札记》)。断句的实质,即人们语言交流中的语气停顿,它伴随语言的文字书写而产生。两汉时,标点古书称为“句读”,经师传授句读称为“章句”。所以章句之本义只是在经传上加句读,以便诵习讲授。经师阐述何以在彼处分章,此处加句读,而形成章句注疏,于是产生以“某某经师章句”代表某一学派的章句之学。唐宋时期,句读的用法逐渐有了明确的区分和要求。明清以来,较为普遍地重视断句工作。明人著书、评点文集多用句读。明人还用圈点方式评论古籍文字,即在精采的句、段上,在字的右侧逐字圈点,谓之“密圈”、“密点”,有的还再加其他辅助符号。清人对句读的研究相当深入,他们结合音韵、训诂、字义、语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地分析断句规则,对经史注释中的句读错误多有纠正。高邮王氏父子自刻《广雅疏证》、《经传释词》都是自加句读,从而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著书不施句读的惯例。清人武亿撰写了分析句读的专著《经籍考异》,更是对句读研究的重大贡献。
[断句的作用]
文章不断句就无法读下去,特别是古书,时间间隔的越久远,语言的变化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因此断句工作历来受到重视,练习断句就成为阅读古书的基本功。断句并非易事,不仅要掌握古汉语的基础知识,还要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常识和专业知识。注释家更是把断句视为注解古书的头等工作,必先断句而后注疏,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等都对句读下过很大的工夫,有的并参考先贤和时人的意见才下决断的。断句为何如此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他关系到对原著内容的理解是否正确。如何点教古书,祥见本书第九章“新式点教”一节。
二、音韵
[ 上古音的声母、韵母系统]
1、 声母系统
最早提出的是唐朝和尚守温,它代表中古声母系统.清代陈澧归纳出了《广韵》四十声,和三十六字母比较,他增加了五母,合并了一母。下表以三十六字母为基础,陈氏新增的加“口”标识。章太炎拟订古声二十一纽,章的弟子黄侃推定古声十九纽。今人王力定为二十八声母。
2.韵母系统
[ 声韵的转化]
定义:指的是相临部位的声韵因音近而相通。
1、声母的通转。
钱大昕的观点;一是古无轻唇音,二是古无舌上音
而章太炎则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即中古的娘母、日母在古代读为泥母。
(1)同纽通转  意思就是两字的声母同属一个声类,就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彷徨、徘徊等
(2)同类通转  声母同类,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例如诽谤
(3)异类通转  发音部位不同类,而发音的方法同位,也可以通转。例如委顿、宁宜等
2、 韵母的通转
通转说,始于宋代吴蜮,至清戴震乃立“正转”、“旁转”之名,其后江永提出以入声配阴阳段玉裁主张异平同入说,以入声为各部合韵的枢纽。
[ 声韵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
具体说来有四种:
1、 判断双声叠韵。
(1)双声指的是两字的声母相同,例如踌躇
(2)叠韵指的是两字的韵母相同,例如窈窕、婵娟等
(3)双声兼叠韵指的是两字既是双声的又是叠韵的,例如辗转。
2.分析同源字
声训是以音近义通之字为训,其前提是训释字与被释字为同源,即同源字互训。但是,有的字古今读音差异很大,这就需要探求古音,看其是否音同或音近,以判断是否为同源字。
3.判断假借字
同源字是音近义同而通用,假借字是音近义不同而借用。训诂学上“因声求义”有两种作用:一是分析同源字,推求字的本义;一是判断假借字,把音同义异的同音字分离开来,排除假借造成的音义分离的现象,以免望文生义。假借字和本字必须音同或音近,就是说二者必须是双声或叠韵。但是,如果韵部相差很远,即使是双声也不能假借;如果声母相差很远,即使是叠韵也不能假借。
4.探求形声字声符的读音。
同声旁的形声字应该音同或音近,距此可以判断同源字。
三、训诂
[训诂的起源]
训诂即早期的注解,它起源于学术由官府流向民间这一世风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注经而形成训诂之学。原因有三:一是文字形体演变。二是派别师说不同。三是经籍散佚,简策错乱。于是,训诂之学产生。文字训诂内容,根据训诂研究对象,文体是文字训诂,即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之字义,研究材料是古代文献及其注疏和训诂专著这一事实,传说文字训诂内容可以作如下表述:字音与字义之关系;字形与字义之关系;字义与字义之关系
[ 训诂的方法]
1. 形训。
就是“以形说义”,按照字形结构来解释字义。形训是有根据的①:是“以形说义”只限于象形、指事、会意、形训四类;转注、假借不适于使用此法②。是“以形说以”要求必须是本字、原形才能体现本字、原形,因为只有本字才能反映本义,只有原形才能体现本字;反之,用假借字解释词义,必须“望文生义”,用已经演变为符号化的字形推求本义,往往发生错误,而用引申义解说字型,难免牵强附会。三是“以形说义”必须以文献资料为佐证,单凭形训得出的字义并不完全可靠。
2. 音训。
音训即“因声求义”,其理论根据是“义以音生,字从音造”。其方法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作用有二:①归纳同源字,以求字之本义。根据音同、音近和音转现象来归纳,,音同自不待说。②判断假借字,即排除同音假借造成的形义分离现象,弄清本字以求本义。
3. 义训。
就是同义相训。这就提供了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它们。①辨析同义词。同义词是指其在某一项上的相同。②分析同源词。分析同源词可以区别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
清人的突出成就是训诂方法的较为完备。除对传统方法形、音、义三训并重以外,尚有比较法的应用,其次为统计法的应用。
[训诂学之发展及要籍]
简单来说,起于战国,形成于两汉,兴盛于魏晋,盛于清。
历代集成的训诂书要目如下:
1. 尔雅
十三经之一,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训诂学书。
历史价值有二:一是奠定了我国训诂学的基础。二是成为历代训诂的原始依据。《尔雅》汇集了汉以前的古书训诂资料,保存了很多词语的古训,因之为历代注家所依据。
2. 方言
汉杨雄撰、晋郭璞注。是书仿《尔雅》体例,汇集古金各地方言编为十三篇,分别注明该词通行的范围,并以今语释之。
3. 说文解字
汉许慎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古代字书,在语言文字学和字典编纂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在训诂学的价值:①《说文》是“形书”,根据字义,分析字义。②《说文》保存了大量的古字|、古义,训诂学家训释文字的最有权威的依据。③《说文》也兼有释音,是音韵学家探求古音的重要材料。
4. 释名
汉刘熙撰。并推求命名之由来,实开语源学的先河。体例仿《尔雅》,特点是以声训义,不同于经传、《尔雅》、《说文》所训释者较多,故于训诂甚有价值,然不免穿凿附会之处。
5. 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撰。此书为汉魏南北朝音义训诂之总汇。
6. 经典纂诂
清阮元撰。按字排列,依平水韵分为106类。内容有四部分:①经传本文的训诂。②经传注文的训诂。③史、子、集书注文的训诂。④《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专著的训诂。
四、 注疏
历史文献的注释、注解有多种名称和体制,注疏是对历代文献注释的统称。
[注疏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古籍注释和训诂起源的同时,训诂即字义、词语的注释。三代学校产生,即有注释,或为口头,或为书,就是注释。春秋战国之际,学术由官府下移民间,讲学之风大盛,注释发展。两汉注竟经、注疏学形成,有注、解,释、音、解诂等名称,疏产生于南北朝,称义疏,它是对前人的注再加的注。随着注疏学的发展,还有集解,集释、考证、合注等多种名称。名称不同,体制有别,择要疏解以明注疏学的发展。汉注是对先秦经、传的解说,它合传、说、训、诂等内容为一体。注,又名为“解”。有两种称呼:一是解谊,二是解诂。汉注又有“章句。”所谓章句就是分析音节的句读,逐字逐句的解说经义。汉代人的注疏称“笺”。
魏晋之际兴起专门注音释义的新注称“音义”。这时又产生的集注、集释、集解的注释体例。有两种:一是通释经传。二是汇集众说以成一家之言,所采各家之说,皆著其姓字,注文中某曰。南北朝兴起一种讲义形式的解经之书,开启唐代作“正义”和“疏”的先河,称“义疏 ”。唐宋时对前人的注再加解说的饿新注,官修者称为正义,私撰者称为疏。
[注疏的内容]
注疏的内容十分广泛,一切疑难的解释,史实的考证、补充,义理的阐发,文字校释成果,正文串译,天文地理百科知识的注入,等等,都是注疏的内容。对传统注疏主要内容的条理,可概括为以下十三个方面:校文字,析句读,释音义,训字词,述语法,明章句,释典制,订史实,推义理,注出处,解职官,注地理,注人物等等。析句读,释音义,训字词,即前三节所述断句、音韵、训诂三项内容。校文字,即校勘,已详本书第六章。解职官,释地理,述人物等项内容,亦甚显明。兹将述语法等6项注疏内容简括叙之如下。
1.述语法。我国古代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但语法的客观存
在,亦为注疏家所注意而随文分析。
2.明章句。即分析篇章段落和句意。
3.释典制。读史之难,莫难于典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亦不尽同。
4.订史实。注疏不是说明史事的原委经过,而是因为原文简略而予以补充,或原文有误而加以订正。
5.推义理。有的注疏不解释的字词,分析章句,而是阐述原著的义理,其中往往加杂注者的思想观点。
6.注出处。可分三种情况:①注明典故的出处,②注明词语的出处,
[经书的注释与成就]
最常用的一套经解丛书是《十三经注疏》。清人的经学注疏主要是《皇清经解续编》、《学海堂经解》。
1.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目录如下:
周易: 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 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左传: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 魏何晏集解,宋邢呙疏;
孝经: 唐玄宗注,宋邢员疏;
尔雅: 晋郭璞注,宋邢员疏;
孟子: 汉赵歧注,宋伪孙爽疏。
十三经的注与疏是汉魏六朝以及唐宋著名经学大师对各经所作的总结,是我们阅读和研究十三经的必备参考书。《十三经注疏》总计416卷,700余万言。
2. 皇清经解  一名《学海堂经解》,清阮元辑刊。道光初,两广总督阮元立学海堂以课士,尽出所藏之书,选清代乾嘉经学名著付刊,计收书173种,1408卷,作者74家,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刻竣刊行。板藏学海堂之文澜阁。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始成,是为补刊本。其板今存。光绪年间上海鸿宝斋、点古斋又出石印本。
3.续皇清经解  本名《皇清经解续编》。清王先谦辑刊。光绪十一年,江苏学政王先谦,搜采乾嘉以后之经学名著,并及乾嘉以前为阮刻《皇清经解)所遗者,付诸刊刻。计收书209部,1430卷,作者113家。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888年)刻竣刊行。板藏江阴南菁书院,今存。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上海蜚英馆又出石印本。
4.清群经新疏  清代经学复兴,正续<皇清经解》两套丛书所收清人著述去其重就有164家,382种,2838卷。未收入的清经解还有多种,清末汉学家章炳麟对清经解作了系统的研究。
[史书的注释与成就]
史注从经注中衍生出来,始于两汉,盛于魏晋南北朝,此后长期停滞,这是与史书的特定内容相吻合的。中国传统史学史著,以叙事为主,魏晋以降,史体大备,各代之史都记载详密,所以不象经籍,皆上古典籍,时代愈后愈要注疏。条理史注内容与体例,至魏晋南北朝已进入成熟期。兹分两目概述:一、史注的内容与体例;二、史注的成就,重点介绍主要史注书目。
1.史注的内容与体例。两汉时期有史注同于经注,主要是训释文字音义,最早的《史记》、《汉书》注都是音义。扩大范围亦不过是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蓬勃发展,注史家亦蜂起,这时也出现了史注的集解,有裴胭的《史记集解》,晋灼的《汉书集注》等。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增补事实,条列异同,考辨史料,发表评论,突破了经注模式的藩篱,扩大了史注的内容,奠定了史注的独立地位。引录旧籍以增补史实的史注新法还被后世史家注入于创作之中,成为史家自注,如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和唐杜佑的《通典》自注等。
条列汉魏六朝史注内容和体例,主要有如下十个方面:①注明字青;②训诂释义;③校勘文字;④注释地理;⑤考释名物、典故;⑥博引群籍,增补事实;⑦考辨史料,纠缨正误;⑧条列异文,存疑备考;⑨引文引书,标举出处;⑩评论史事,褒贬人物。如此丰富内容的史注,体例堪称完备。
2.史注的成就。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三国吴韦昭注。
战国策注二十一卷  东汉高诱注。
史记三家注一百三十卷
汉书注一百二十卷  唐颜师古撰。
汉书补注一百卷  清王先谦撰。
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  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南朝宋范哗撰,唐李贤注;八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
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  清王先谦撰。
三国志注六十五卷  南朝宋裴松之撰。
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  民国卢弼撰。
世说新语注三卷  南朝梁刘孝标注。
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  宋末元初胡三省撰。
第九章 当代的古籍整理
当代古籍的整理就是指建国五十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总结它的整理方法和成就。
一、 新式点教
点教,也就是校点,是指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校勘,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进行标点。校是当代古籍最基本的形式.
[新式标点]  现代标点方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欧洲传入,又经我国的语言学者改造逐渐形成的体系。建国后,新闻出版总署在1951年9月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在全国统一使用。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适用于横行书写的再版本标点使用法。从此以后,古籍整理也统一使用新式标点。
标点分为标号和点号。十四种标点符号,引进西方十种,我国学者自创四种。
怎样点校古书 点校古书分为标点和校勘两个方面。
1. 校勘 点校古书的校勘与纯粹的校勘重点有所不同。其一,点校通常以互校法为主,即以一种好的本子做底本,再拿其他的版本与底本互校。不主一本,择善从之。其二,除比较各本的异同之外,还要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
2. 标点 标点古书,就是运用标点符号把原文的结构、停顿、语气清楚而准确的表达出来。
具体进行标点时,必须做到以下各点:(1)要认真辨析字义。标点古书,首先要读懂古书;读古书则要从辨析宇义开始。特别要认真分析字的多音、多义和多形,以及词类活用等现象,否则容易标点错误(2)要正确理解原文。一点不懂古书,当然无从标点古书。(3)要注意文理通顺。(4)要注意语法规则。(5)要掌握标点符号的用法。(6)注意分段。
二、 今注、今译
[今注] 包括以下内容:1.古籍今注体式 所谓体式就是包括注释的行文体例、内容的繁简、深浅以及 文体用白话文或文言文等。具体来说,新注体式,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 汇集前人的成果作新注,即新的“集注”、“集解”、“集释”。② 给旧注作补注③ 搜集史料给史部书作注④ 整理普及选本⑤ 今注今译本
[今注体例]今注体例,各书不一,新注体例的一般形式有以下几种:
[序言]一般是对原书以及作者进行简介,评价,或学术释例,以及整理的经过,得到过谁的帮助,吸收过谁的成果,都要一一交代清楚。整理经过也可以单独成篇,置于书后,称为“后记”。
[校注说明]有的放在卷首,有的放置于书后。
[凡例]略等于校注说明,交代 注释的体例、依据的版本等。
[引用书目]开列引用的前人和时人的书目,对于集注本,此项至为重要,以便读者了解征引或集解的是哪几家。
[题解]主要是解释篇题,提示篇旨。
[段意]是对文章结构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点题,剖析内容,归纳论点的作用。
[注释]内容很多,大体包括难字的 音义、人名、地名、典故等的注释和章句的串讲。
[简析]有的叫短评,分析文章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评论价值和意义等
[附录]有的注本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原书以及著者,书后附有有关材料。
[今注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篇后注;二是段后注;三是页下注。
[作好新注的条件]1. 学有专攻和多闻博识是搞好注释的先决条件。2. 要选好注释的对象。3. 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4. 态度要认真严肃。
[今译]今译的起源和发展“译”字出现很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为使语言不通的个族之间能够互相交流来往,出现了最早的翻译人员“象胥”。现代的 古籍今译,应当起于清末或民国初。建国以来,古籍今译的越来越多,也有不少是佳作。
1.今译的起源和发展
2如何选择古籍今译 一般说来,太专门的只供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古籍不做今译;比较冷僻的价值不高的古籍不做今译,已经有较好今译的不做重译。
3.今译的标准与方式 今译的标准是指质量的要求,概括的说,就是用合乎规范的现代的汉语准确而完备的表达原作的内容并且用近代翻译大家严复关于外文翻译成汉语的质量要求三字诀来说明:即信、达、雅。翻译的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义两派,在古籍今译上同样回遇见这种的问题。所谓直译,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直译字字落实,有利于理解原文,但是比较生硬难懂。所谓意译,就是对原文只翻译出它的大概意思,而不求精确的表达出原文的每字每句的涵义。意译流畅贯通,但是 往往失之准确。
[今译的基本原则]
1. 翻译者应具备的条件 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古文和现代语言的修养,文笔要过的去;有比较丰富的学识和与所翻译的古书相适应的专门的知识;懂得法医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技巧;有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和高度负责的翻译态度。
2 翻译要体现不同的文体的风格。
3.注意时代特点和民族色彩。翻译古文时,切忌把古代的事物、观念,以及地理、官职、民俗等现代化,也不可仪用今天的思想观点和习俗,称谓随便比附古代,以免歪曲原意,背离时代的真实。
4正确判断词义 翻译是否正确,取决于词义判断 是否准确。
5对于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翻译的饿时候要做灵活的饿处理,以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6 对古汉语的特殊句式,翻译时要做适当的处理,以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7 翻译省略句要补充词语。
三、 通用的古籍整理
[断句影印]
点校、新注、翻译都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往往供不应求。急需应用的古籍,以及需要保存的古籍旧式版本者,采用断句影印的方法大批出版。
一般供专业工作应用的古籍,做断句影印。
[整理选本与全集]
选本  整理选本有两方面的工作。建国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古籍的 选本。现代需要在普及基础上加以提高的选本,具体来说:
1.内容上: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辑足以反映我国古代文献整体面貌的宏篇巨著和代表一个时代特点的断代文选,以便读者了解文史发展的纵剖面和横断面。选目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严,多从文献价值上着眼。
2. 体例上:除宏篇巨制以外,尚需微观精晶。如按史体分类编为:编年史文选、纪传史文选、纪事本末史文选、笔记文选、游记文选、史论文选,诸子文选等等o
3.注释上:现代通行的新注,通俗扼要,但过于简略。
[整理全集]
全集有两类,一是以时代为本位的全集;二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全集。
[建国以来整理全集的概况]
1.本有其书,重新点校2.原为钞本,重新整理3.虽有全集,材料不全,重新编辑4.原有全集,尚未整理。
[整理全集的具体工作 ] 为了加快全集的整理出版,应全面规划,需要组织出版界与整理者的协作,定选题、分阶段、定时间,逐步完成。整理全集的具体工作,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优先考虑。
1.   整理名家全集。
2.   2.编辑稿本、孤本全集。
3.   3.蝙纂新的大丛书。
4.   4.整理民族文献和地方文献
[资料汇编]  为适应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或研究,把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资料按一定的方法进行编纂,以供阅读或翻检的资料性参考书,称为资料汇编。编纂古代文献资料汇编,也是古籍整理工作之一。
资料汇编的类型  按不同标准有多种分类。其一按汇编的内容,可分为两种类型。
1.综合性资料汇编。
2.专题性资料汇编。
其二,按编排体例,也分为两种类型:
1.编年体资料汇编。专题资料汇编宜于采用编年体,这是因为专题资料的内容单一,按时间顺序排列史料,不仅可以做到文省事丰;也便于前后贯通,显现事物发展的脉络;所以它是录存史料的最基本的形式。
2.分类式资料汇编。大型综合性资料汇编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宜于分门别类编排史料,以便阅读和翻检。
其三,按地域划分,也有两类:
1.全国性资料汇编。
2.地方性资料汇编。
[资料汇编的编纂 ] 工作步骤如下:
1.材料的汇辑。有两种方式:①辑录。即原始材料的全文照录.便于研究者使用。②选录。根据编纂的目的要求,选录其所需要的材料,但应尽量保持选文的完整性,篇幅不长者选
录全文,篇幅过长者适当节选。
2.校点。对于版本的要求,编制资料汇编和校勘古籍不一样。前者一般采用通行本或最新版本,对其中的文字错误径直改正即可;后者则需以宋元古本或明清善本为底本,参校以其他版本,对其中文字的脱夺衍讹不直接删补,而是用适当符号标出,写出校勘记加以说明,以存其真。至于标点,二者相同,都是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标出。
3.注释。以解释词义为主,个别难懂句子或段落可作串讲。注释应简明扼要,谭言要通俗易懂。注文不作繁琐考证,引用前人成果,一般不注出处。
4.翻译。有的汇编对原文进行了翻译,一般应以直译为主,字句落实,文从字顺即可。
5.索引。为了便于读者翻阅内容或查梭资料,大型资料汇编可附以书后索引。从检索资料角度看,一般以编制条目索引为宜,亦可编人名、地名索引。
6.附录。汇编的原始资料随文注明出处。为行文简洁,其书目版本及出版年月可于书后作附录处理。此外书中术语亦可集中解释,作为附录。    ·
7.序言。全书编完,须作序言,说明编纂目的、对象、用途、体例等。
四、 编制书目索引
这里所说的 编制书目和索引,专指为检索历史文献而进行的工序,这是当代文献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书目] 专查古籍的主要书目如下:
1.古籍目录  文化部出版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中华书局资料室编,1960年出版。本目录收录1949年10月到1959年12月出版的各类古籍。
2.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北图善本部编,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3.全国善本书总目  北京图书馆编制出版。
4.四部丛刊书录  孙毓修编  商务馆出版
5.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上海古籍书店编印本。
6.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中华书局编印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四部备要》三大丛书收入了主要的常用古籍。因此,专查这三大丛书的书目,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7.中国丛书总录  上海图书馆辑 ,收录全国41个主要图书馆馆藏丛书2792,古籍达38871种,分四集出版:总目,子目,索引,续编。
8.中国地方志总录  朱士嘉编  1958年上海商务增订第一版。本书目汇集了全国190个主要9.图书馆馆藏地方志 共收地方志8500余种。
[索引 ] 就是检索历史文献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我国古籍索引当以明张士佩撰《洪武正韵玉键》为最早。明末,傅山撰《两汉书姓名韵》是我国第一部人名索引。近几十年来,索引已经成为广泛编制和应用的工具书。
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成就
本章概述历史文献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重点是评书前人整理历史文献的成就。
一、历史文献学的产生——先秦时期
历史文献学是伴随文献典籍的整理而产生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了文献典籍,就开始有了文献典籍的整理。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并系统地对前代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的,由孔子开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所以追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产生,IL子是最早的历史文献学家,他整理六经的实践与成就,产生了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学。
[孔子整理六经]  六经,即《书、》《礼》、《乐》、《诗、》《易》、《春秋》,是孔子宣扬政治主张和讲学的基本内容。
1.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社会发生激烈变革,诸侯崛起,周王室衰微,卿大夫逐渐掌握各国的实权。于是学在官府的局面发生动摇,王室秘藏的文书档案纷纷流失到民间,有的学者开始私人办学,采用国史或整理旧有文献资料作为教材。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百国春秋、志、语、世、训典等种种文献典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也开始了他整理六经的工作。
2.编定六经  六经的介绍已详本书第二章,这里将孔子的整
理过程,分述如下:
书  现在看来其中的篇章基本上是三代政治文献档案材料。
礼  其内容是古代士大夫应该掌握的冠、昏、饮、射、聘、觐、丧葬、祭祀的各种礼仪。
乐  即音乐,就是古代的歌曲,这对古代交往、祭礼是不少
或缺的。
诗  与乐互为表里的是《诗》。周代的诗,按作品的性质和乐调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民间歌谣。稚是贵族应酬歌曲,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音调比较沉厚,小雅音调比较轻快。颂是宗庙祭祀所用的乐章,音调节奏迟缓板滞。
易  即《周易》本来是占卜书。以前的事情都需要占卜。
春秋  这是一部编年史。编年史体的发明在西周时期。到共和前后,楚、齐、燕、晋、蔡、陈、宋等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史官,从而相继有了纪载本国历史大事编年史。
3. 孔子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作为先驱者和创始人,孔子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开创访求和整理文献之先河;创立了一系列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孔子对于六经文献不同的状态,采取了不同的懂理方法。条列如下:(1)删繁蝙次,条理分拳。(2)鉴别考证,校勘文字。(3)创立笔法,注释文献。(4)注重实践,演练归纳。(5)评介讲授,传播文献。孔子对于文献整理的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孔子对文献整理的态度,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重人事不宣扬鬼神。 (2)不主观武断,谨慎处理校勘成乘。(3)整理文献注重社会效益。
[战国诸子与文献学]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各国重视引进人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诸子百家相互争辨,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学说和丰富的诸子文献。诸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整理文献典籍的优良传统。使文献典籍的整理呈现出新的面貌。诺子对文献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1.传释经典是文献典籍整理的大宗。
2.整理和续写、抄集旧籍以成新的著述。
3.萌芽了考据辨伪学。最典型的文献记载是孟子对图书的态度。
4.萌芽了文献分类学。诸子百家争鸣,本是混沌的局面,故称百家。
以上论述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整理六经发端于前,有诸子学说争鸣于后,历史文献受到重视,得到普及
二、历史文献学的形成——两汉时期
如果说先秦是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开创时期,那么,两汉时期的历史文献学发展,正式形成为一门学科,积累了一整套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
[概况]  两汉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的文献典籍遭受第一次厄运,蒙受沉重的损失。尤其是一度发展的诸侯“史记”,以及商周史官所记历史档案,差不多被焚毁殆尽,导致史学危机,发生断层。但是秦朝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朝廷,仍然有一系列的文献工作。首先,秦设博土制度,专门负责收藏整理文献典籍,并以之备皇帝顾问应对。其次,秦人比较注意对现实各种档案文献的编辑整理。汉兴,重视文治。采取多种措施,广泛搜求图书。到西汉后期,中秘藏书已达数万卷,为学者整理典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阶段是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图书,较正旧本,比勘文字,确定书名,编写叙录,总结出一套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的原则、方法,产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第三阶段是郑玄遍注群经,总结了两汉以来的经学注疏。
西汉经学的发展、铨释、训诂、刊定正本等文献工作是这一时期文献学成就最高的综合表现形式,后代又称为汉学。西汉统治者大力提倡。首先设立学官和博士弟子,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教育体系,东汉后期,单是中央太学就有太学生三万余人。博士弟子,主要是造就统治人材;同时也为整理和研究儒学经典聚集了力量,培养了专业人才。其次,统一经训。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以政府力量带强制性的统一今古文学术分歧.全面解释儒学观点,以期于雅正,为汉政权服务。
[司马迁创纪传体对古典历史文献学的开拓]  前已述及,《史记》本身不是文献编纂,而是历史研究的撰述。但《史记》是一部会通的记叙历史书,它是在作者从事文献征集、考辨、目录等文献工作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并且综合引载了各种文献资料,从而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形成过程中大大发展和开拓了文献学的领域。
司马迁对古文献学的开拓,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多种途径搜求史料,开拓了宏博的文献领城。
(1)阅读皇室所藏图书档案。(2)金石、丈物、图象及建筑。。(3)游历访问,实地调查。(4)搜求诸侯史记和古代佚诗佚文。(5)接触当事人或他人口述材料。(6)采集歌谣诗赋,里语俗谚。
2.系统考辨文献,发凡编纂书法《史记》自成“一家之言”,有着严密的书法、义例.并形
成了一整套文献考辨的原则,《史记)中也多处作了交待。计其大端者有下列六项。
(1)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2)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佚事。 (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6)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上述<史记)编纂的书法、义例,包含系列的考辨原则,奠定
了考据学的雏形。
3.叙录太史公书,为目录学的创立奠定基础。
4.首创古文今译。这一创制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向、刘歆校理群籍] 刘向、刘歆父子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歆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目录——(七略)。这三个第一说明,刘向、刘歆父子的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文献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
刘向校理群籍的工作,包括对书籍本身的整理和编定目录两个方面,共有六个步骤,亦即程序和方法。
1. 广搜图书,兼备众本。
2.审理篇目,去其重复。3纠理错蔺,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定,刘向等人采取了两种方法,即校和雠。
3.编制目录。  有两个步骤:撰写叙录,厘定部局;条序源流,录成专书。
[班固创史志目录]  《别录》和《七略》在唐宋以后失传,今赖班固《汉书·艺文志得》知其梗概。班固改编的内容如下。
1调整结构,说明源流。 2调整部居,以明分类。分类是著录文献的最基本工作。3详列篇章,注记特征。班固著录文献,按“略一种一家一卷(篇)”的次序详列分类图书数目,以及每书的篇、卷,构成了细密而又系统的著录,不仅增强了学术性,而且对于文献原有面貌和存佚情况有重要意义。班固对特殊的图书,提要钩玄,注记特征。4注存佚,辨伪书。注存佚,对于考察文献的流传及现状意义重大。
[郑玄遍注群经]  两汉学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成为各种文献中最重要的文献。西汉末刘歆校书,在中秘藏书中发现了古文经,并为之争立学官。东汉一代,今古文经并行,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郑玄所注群经,郑注打破古今门户之见,以古文为主,融会今文,其功力之大,成
绩之著,远远超出前人和他的同时代学者。
1.郑玄校书  特点有四。①兼备众本,择善而从。②注明错简,指出误
字。③改易通假,以释经文。④考辨经文,审定真伪。
2.郑玄注书  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谈两点:①旁征博引,言必有据。②善长音训,依音求义。
[汉儒对古典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这里着重概括刘向、刘歆、郑玄对文献学的贡献。①刘氏父子校理群籍,郑玄遍注群经,为古代学术传播,古籍普及流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②刘氏父子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包括版本学、校勘学、辨伪
学、考据学的产生;刘氏父子又审理图书部居,撰写叙录,创造了中国古典目录学。刘氏父子的成就,对当时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校雠学的发展更具有深远意义。班固改编《七略》创史志目录,是刘氏目录学的分支和发展。③郑玄注经,一方面开拓了一系列校勘准则,发展了校勘学;另方面兼取今古文两家之长注书,把训诂、考据与释义理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不仅是著名经学家,而且是著名文献学家。他发展了训诂学与文字音韵学,使之为整理注疏文献服务,把两汉经学和注释学推向顶峰,在中国经学史和文献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开创,经两汉学者的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的部居图书、整理古籍、注疏经学的学科,包括目录版本校勘学、文字音韵训诂学、考据辨伪学、文献注释学、历史编纂学等。至此,古典历史文献学正式形成。
三、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魏晋至宋元
[概说]  魏晋至宋元时间跨度大,上下一千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经历十五次改朝换代,古籍图书多次蒙受兵火浩 劫之厄运;同时在历史进程中,学术文化又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学在这一时期有着长足的发展,大段落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魏晋六朝时期;二为隋唐时期;三为五代宋元时期,这三个时期,文献学都呈上升发展之势,各有新内容和特色。当然,其间有停滞,但总趋势是递进的发展。
1.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历程360年。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为争正统而注重学术,由于战乱,思想界突破了儒家经学的罗网,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还有私人修书风气的盛行和纸的广泛应用,这一时期的文献典籍整理却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
首先,是图书目录的发展。从魏郑默开始,学者编纂了许多种国家藏书总目,文献著录分类六分法走向四分法。 其次,是古籍的注释经史并重,出现了许多总结前贤高水平
的“集解”、“集注”、“义疏”。这一时期又是史注发展的高峰,有别于训解式经注的突出特点是补阙和考辨式的备列异说和史实考辨,发展起来史考学。再次,公元279年晋汲郡古墓发现竹简数十车,学者进行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古代佚书的整理,古佚书七十五篇,是古籍整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第四,是类书和文集的大量编定。类书的编撰,是对古籍内
容分类抄集的综合性整理。第五,是学术评论专著的勃兴。
2.隋唐时期  中国历史文献学进入兴盛时期。隋代虽然短祚,但对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却很有成绩。隋代经重价搜求,官府藏书达200余万卷。藏,曾经编成(大业正御书》,内收图书精晶37000余卷,缮写50
套,分藏两京各宫、省、官府。这事实上是我国古代综合性丛书
的第一次编选。
唐代大一统造成的盛唐气象,更把文献学推向兴盛,主要成绩有五个方面。首先,唐代刊正经书文字,并完成九经正义的文献工作,集两汉六朝以来经学注疏之大成。其次,是正史注解的兴盛。第三是政书的崛起。第四,是辨伪之风的初起。第五,是佛经的大量翻译。
3.五代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历史文献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唐代又有发展,主要是两宋时期,主要成绩有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经史书籍的大量校勘印刷上。第二,是辨伪学成为时尚。第三,是考史的勃兴。第四,是类书、政书的编纂,卷帙空前。 第五,是金石学的兴起为历史文献的整理开创了新途径。第六,是目录学的繁荣。第七,是辑佚学的发明。第八,纪事本末史体的创造,为改编旧史利于阅读打开了新的门径。
辽、金和元代的文献学自然不如宋代气象博大,但却是少数民族文献的崛起时期。第一,是少数民族文字著述了许多历史文献,如女真文《祖宗实录》、蒙古文《蒙古秘史》等。第二,是将汉文书籍译为其民族文字。
[唐文献学家陆德明]  陆德明(约550—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陆德明博学宏识,他经毕生精力广搜两汉魏晋六朝音训,考证各本异同,写成集汉魏以来音训大成的《经典释文》30卷。全书音释苡儒家典籍为主,有12种。
有下列四个方面的特点:
1经注兼明,摘宇为音。 2.博征异说,存之音内。3依时先后,次序群经。4考镜源沛,各为叙论。
陆德明的文献工作,为唐代统一思想文化编纂九经正义,在学术上开了先声。
[唐编纂九经正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选举制度至隋有一大改革,废九品中正制而行科举,唐代因之。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书为基础。随着科举的制度化,这就需要由国家颁定经过校正和实用的经注读本,这就是唐代编纂九经正义的政治目的和现实需要。在学术上,汉魏时代的传注训诂已使一般学子感到生疏古奥,若不加注释也难于理解。这就是注上加注,六朝时已为之,谓之疏。由于六朝南北分裂,儒学多门,章句繁琐,也需要统一,隋代已开其先声,只是王朝短祚,未能成就。这一工作留给统一的唐王朝,那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
唐玄宗时又完成了《孝经注疏》。《九经正义)总结汉隋间经学成果,再次强调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在文献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颜师古等人校正文字,孔颖达等人统一经注,各其所长,合力以成其业。经学经过这次总结,传统汉学达于鼎盛,儒学要发展,只有另辟蹊径。于是从唐朝的啖助、陆淳等开始,以己意解经,开启了儒学的宋学体系的诞生。孔颖达等《五经正义)各经皆选定一种前人传注为主。九经正义,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专宗一家,不取异义。但非完全因循旧注,从训诂学上来说,自有其创造之处。以对经文传注的注释为例,就有倒文、婉文、变文、异文、互文、便文、连言、协句、逆言、文势、对文诸说,从语法、修辞、属文和注训等方面进行总结,使读者对古代文献的认识更为理性化。所谓倒文,有语
法之倒、叶韵而倒、成语之倒。

总之,唐代编纂九经正义,对于保证汉至隋这一时期的经学成果,为后代提供儒家典籍的标准定本,作出了贡献,是中国文献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值得大书一笔的。
[宋郑樵的文献学理论]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著名的古代文献学家。他深居莆田西北的夹潦山(今称草堂山),读书讲学三十年,时人称为夹潦先生。郑樵博览群书,自述“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一生著述宏富,总数九类八十四种一千余卷 《通志》是其主要著作,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200卷,约600万字。郑樵对文献学的贡献,主要保存在《校雠略》《艺文略》中。
1.郑樵的求书八法  郑樵“三十年著书,十年访书”,总结了一套实践的经验。一日即类以求。二日旁类以求。三日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日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此外,还提出求书过程应注意四点:“其一,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书确已亡佚,固无法访求。’但有的书虽称亡佚,却从他书中见其内容,此种书不可不求。其二,“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其三,“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其四,“古之书籍,有上代年无,而出于今民间者。”根据这些见解,他提出政府“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
2.郑僬的校释理论  郑樵好校勘训诂之学,其著述虽亡,其方法理论存于“二十略”中。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校释丈献,必须以古本为依据。其二,校释文献如狱吏办案,必须认真对校。其三,校释文献,必须一专;久。专指专长,专家。其四,名物训诂必须与实际知识相结合。郑樵注重实学,反对空谈的义理之学和雕饰的辞章之学。郑樵的上述主张,是他身体力行实践的总结,大大丰富了校勘学的理论。
3.郑椭的目录学思想  郑樵认为,图书编目,首要之旨是分清类例。“如何分清类例,郑樵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日以类相从。二日依书分类,而不应“以书类人”。 三日编次有序。通过类例的分解,郑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为其旁单一切“天下之大学术’’的治学目标服务。
四、古典历史文献学的高峰——明清时期
本书贯通讲述中国历史文献学,而本章标出“古典”二字,旨在说明传统文献学,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终始至清而极。明清时期,政治高压造成史学的衰落丽带来文献学的繁荣,可以说是畸形的发展。“高峰”二字,主要指明清时期的古籍整理成就,特别是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成绩。乾嘉考据学清理了中国古代的典籍,辨伪和精校了大量的古籍,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带来了方便。清人的考据方法把古典实证文献工作推向了顶峰,也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概说] 明清两代,跨时六、七个世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时代段落。明入学问空疏浅陋,颇受清人讥刺。明代的停滞,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高峰到来之前的一个孕育时期。尽管如此,明代的文献典籍整理亦有不少成绩。首先,明代出版事业发达,私家藏书之风甚盛。其次,由于版本较多,便于比较,明代辨伪之学成绩很大。第三明修《永乐大典》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内容极为丰富,许多古籍因之得以保存和流传。第四焦蠕的目录学,朱明镐的《史纠》,王世贞的《明史考证》,冯从吾的,《元儒考略》,魏显国的〈〈儒林全传〉,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第五明人的辑佚也颇有成绩,如吴璃〈〈古今逸史〉〉,屠乔孙、项琳〈〈十六国春秋〉〉,都很有影响,只是体例不尽完善。
明清之际的巨变,引起学者的深沉反思。于是,在明末清初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就痛感明代空谈性理之学为非,从而提倡经世之学,注重考据实证,为请代的实学腾飞作了思想准备。康熙中叶至雍正、乾隆间,清政权得到巩固,于是腾出手来抓经济发展和文化控制。清廷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严厉镇压对明政权念念不忘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笼络收买一般知识分子,组织许多大型文化项目,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许多知识分子扎进故纸堆,大搞训诂名物,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和历代史书的整理与考订,形成了所谓乾嘉考据学派。惠栋、戴震、钱大听、赵翼、王鸣盛是当时最杰出的考据学家。乾嘉及其以后的学者对古代文献典籍大都进行了考证整理,学术价值很高,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
下面再着重介绍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清乾嘉考据学、清文献学家章学诚三目。
[西学东渐]  西学,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东渐,指传人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1.西学东渐丰富了中国文献学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十西方文化大交流,第一次是西汉张骞通西域,第二次是隋唐拓边西域,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前两次都是中华文明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是东学西传。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交通工具都有限制,东西交流限于中亚、欧非部分地区,交流内容也以物质为主,第三次中西交流,当中国明代中叶至清康熙末正处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封建制度走向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兴起之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西学处于领先地位。故学术界称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为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始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这时的西方传教士经过十六世纪初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具有新知识和新思想,有着较高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修养。他们还带来西方技术和器物,如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等。主观上他们是用西方科技知识为传教服务,客观上却向闭塞的中国介绍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给中国文献增添了新内容,受到先进士大夫的欢迎。虽有1616年的禁止传教,驱赶教士的诏令,也“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明史·外国传七·意大里亚))。传教士后来又为明王朝监制火炮,纂修历法,颇受信用。清圣祖玄烨喜好西学,他多次召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与之讨论历法,向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解剖学等,并聘请他们教授天文、数学,编纂历法,测绘地图等。还多次派人到外国招聘科学家。中西文化荟萃,面貌一新。但是,罗马教皇格勒门罗对传教士容忍中国教徒既信教又拜孔子、拜天、拜祖先很反感,于1704年和1720年两次派使者来华,下令禁止,否则将其逐出教堂。康熙帝大怒,于是于1720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传,关闭了中西交流的大门。
2.西学对中国文献学的影响  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传人了天主教神学和正统经院哲学,增加了中国书目中西方和神学的书籍。其二,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实用科学,以及地理、数学、天文等。第三,推动了中国学者的科学著述。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文献学之所以清乾嘉间达到高峰,也与明清之间西方人文主义学说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古典历史文献学鼎盛的标志——清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学术界考据之风盛行,学者以考据的方法,对古代的文献,进行通盘的分析整理,成就赫然,学术史上称为乾嘉考据学。中国传统方法治学,至此达于鼎盛,也是古典历史文献学的高峰。
1. 时代背景  清朝前期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三十四年的统治中,所兴文字狱竟达103起之多。另一方面,乾隆修纂《四库全书》,笼络士人,诱导人们钻故纸堆。这就是刚柔相济的两手政策,迫使士人治学脱离现实。.关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原因,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一题,有论述。除了上述政治原因外,还有以下四个因素:其一,明亡遗恨带来的学术反思,导致考据学的发展。其二,长江三角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产生复兴实学的新
思想。因此,乾嘉学考据大师多产于江浙皖三省。其三,明清出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江浙地区藏书家辈出,为考据学派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四,清前期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给乾嘉学术活动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2.乾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朴学或乾嘉学振,本业是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经说的一振学者,后来扩展到史学等其它领域,并风摩全国。
清考据学发轫于明末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的经世致用之学。其中,顾炎武的《日知录》首开一代考据之风。不过顾、黄、王三大家是“汉宋兼用”,还不是专力于考据的学者。稍后有阎若琚(1636—1704年)、胡渭(1635—1714年)者出,专力从事考据。他们对古书的考证精密而严谨,颇有发现。他们的著述,使考据学得以发扬,实际上是乾嘉考据学的前驱。
到乾隆、嘉庆时代,由惠栋(1697—1758年)正式开创了考据学派。以他为代表的吴派,以信古为标志,提倡由古文的文字以求义理,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被称为纯汉学。而
以戴震(1723—1777年)为代表的皖派,则注重于文字音韵和校勘训沽。他们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从音韵、文字学人手,由此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与涵义,对考据学有很大的发展,被称为考证学。此外,尚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都对考据学作出了贡献。
随着儒学领域考证学的盛行,历史学也走向考据的道路,学者对于古史进行通盘的考订、改写、补作,撰修方志、谱牒,注释史书,成绩赫然。嘉庆中叶以后,衰老的中国封建制度在内外交困中急速走向灭亡。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一些知识分子从埋头于古代文献的考据回到残酷的现实世界之中,学术风气亦为之一变,开始注意世界问题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把考据转向实用,搞起新形势下的经世致用之学,考据学才日渐衰落。但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积累的学术成就,在今天仍然起作重要的作用。
3.乾嘉学派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以下着重谈三个方面的贡献。1.对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校勘的方法,大体有四种,一是两本对照,择善而从,二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的讹误,三是发现著书人的原定体例以之来刊正全部通有的错误,四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的错误或遗漏。这些方法比宋明学者的校勘无疑要精细得多了。辨伪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姚际恒和崔述2.对旧史的改写、补作和考证。为纪传体正史补作表志成为时尚。对旧史内容和文字的考据,是乾嘉史家工作的主要内容。3.方志与谱牒的编纂。修撰方志与谱牒,是乾嘉学术的重要内容。
对乾嘉学派的评价,学术界褒贬不一,反差强烈。有人认为乾嘉考据学繁琐,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也有人高度赞誉乾嘉考据的基本功力和求实学风,誉为喜马拉雅山峰。客观地说,乾嘉考据学的繁琐是其短处,但它确实是传统史学研究微观方法的顶峰。乾嘉学派进行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音韵、训诂等的一整套治学方法,集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大成,是值得总结和发扬的。
[清文献学家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章学诚不热心功名举业,一生潦倒。他终生奔走,先后为朱筠和毕沅的幕客,代人编书、修志,自己著作,除《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古籍考》外,其它著述很零散,他的著述死后才陆续为人刊印。
1.校雠通义三卷  该书系统地探讨了校雠学的有关问题,表现出他在文献目录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原书计4卷,即内篇3卷,外篇1卷。该书第一卷阐述了作者的目录学思想,第二卷是对《汉书·艺文志》的考证,第三卷分析《汉志》的得失。
2. 古籍考  本书是章学诚编纂的一部大型目录工具书。全书共325卷,分12部57目,著录古今存亡著述,是章氏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3.章学诚的文献学理论  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①主张“学业将以经世”;②发扬“六经皆史”说;③强调“史德”;①区分撰述和记注;⑤反对著作体裁的墨守成规;⑥阐明了图书资料、学术研究与目录的关系;⑦提出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芍浇源流”;⑧系统地阐述了编制目录的方法;⑨主张编制累引。在乾嘉时代学者都集中力量从事考证之学的时候,章学诚却独树一帜,着重于从事文献理论的研究,自成一个宏伟的学术体系,是郑樵以后的一位大文献学家。章氏的文献学理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五、近现代的文献工作与文献学
——“五四”以来的新时期
[概说]中国近现代的文献工作与文献学发展,当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为近代,1949年建国以来为现代。1919到1949午的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动蔼的时代,也是思想活跃的新时代,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研究方法从西方传人中国,在古老神州大地上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型历史文献不断涌现,报纸、期刊、文摘、统计、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年谱等等,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研究方法更新,比如考据学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方法,顾颉刚的层累式考证的方法等。马克思主义体系思想传人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文献研究域,繁琐堆砌资料的旧注体系为简明的白文新注体系所取代,这是当代古籍整理的一大特色。文物考古学的发展,打破了文献只限于文字资料的旧含义,文物及历史遗迹都可经研究整理转化为文字记录的特殊文献资料。现代印刷与现代技术载体文献的出现,更加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一切都要求建立具有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现代中国历史文献学。
传统文献工作的主要形式为古籍整理。1919至1949的三十年,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古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制古籍索引始于二十年代,形成所谓“索引运动”。当时王云五创四角号码检字法,洪业(煨莲)创中国字庋撷法,随之各种索引、引得纷纷编撰出版,给学者使用古籍以很大的方便。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楚理和利用古代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精神文明服务。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文物保护办法,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为首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制定了古籍整理的规划。1981年5、7月间,中央领导陈云同志曾两次对古籍出版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中共中央于9月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2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古籍楚理出版规划会议”讨论和规划了1982至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具体地说,建国五十年,古籍整理与研究,经历了新生、繁荣、挫折、兴旺四个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古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处于新生、零散和稳步发展的状态。八年中,共出版文史哲古籍,包括今人的有关研究专著和古籍工具书为495种。从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到1966年,是古籍整理研究的繁荣时期。为了有计划、有选择、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制订了古籍整理的十年规划,计划包括重要古籍1450种,其中大部分项目在1966年文革发生前已经完成或落实。1966年6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其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为运动所苦,根本没有条件从事学术工作。“文革”头五年,全国没有出版一部古籍。在周思来同志的直接干预下,1971年恢复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以后五年总共出版古籍73种。其中,除点校的二十四史十九种以外,主要是配合“评法批儒”运动,出版厂商鞅、晁错、王充、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等“所谓的法家著作”,以及个别新出土竹帛书。粉碎“四人帮”以后,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工作逐渐恢复。在1977年至1981年的前五年中,就整理了许多古籍,出版361种1981年陈云同志指示以后,古籍整理与出版迅猛发展。1982年至1986年,五年出版古籍约3500种。八十年代以来,古籍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走上了兴旺的新阶段。
近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首推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陈
垣、郭沫若等人。下面次第简述他们的文献学成就。
[罗振玉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上虞,寄籍江苏淮安。十五岁举秀才。先为乡间塾师,后至上海从事翻译工作。1900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去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以后人京,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并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大力搜购甲骨等文物。辛亥革命爆发,一贯守旧的学部参议罗振玉亡命日本,进行甲骨和古器物研究。
罗振玉在政治上是侏儒和小丑,在学术上是巨人和大师。罗振玉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字
大师们的方法和求实学风,为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基础。罗氏一生共校刊书400余种,自著书130余种,搜集整理了甲骨、金石、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明清档案,是本世纪前期整理和研究新发现的历史文献的首席功臣。罗氏的成就可分为四个方面。1.对殷墟甲骨文字的整理。 2.对全石刻辞和古器物的整理。3,对敦煌文书和汉晋简牍的整理。4.对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和整理。
[王国维的古文献研究]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诲宁人。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求职,任(时务报)书记校对,同时在罗振玉的{东方学社)学习日文及理化,受罗赏识,于是以罗为师,并终生依庇于罗,从事学术工作。1924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人京,曾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等职。辛亥革命后又随罗到日本,整理罗氏所藏经史、古器物。1916年回国,在上海为哈同编《学术丛编),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4年进京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北伐军进至河南,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为清殉葬。他在政治上受罗振玉影响,其死轻于鸿毛,而在学术上其成绩史识在罗振玉之上。中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考古学和史料学上新发现
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四大系统的新史料,震惊中外史坛。如果说罗振玉的主要功绩是对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进行保护与整理的话;那末,王国维的主要功绩则是对新发现的历史文献的研究和释例。下面着重介绍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所获得的成绩。王国维早年精习乾嘉考氓学,后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史识高人一着。他用地下文物及金石证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整理文献和考史的新方法。他校理甲骨、简牍、金石、器
物、敦煌遗书,以及研究历史地理、蒙古史学、边疆史学、商周史学都有卓越建树。王国维早年攻哲学,又精通词曲、古文字学,是一位文史哲兼通的全才。他在文献学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最大贡献就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发展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
[张元济对历史文献的整理]  张元济(1866—1959年),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进士,积官至总理衙门章京。他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归家,从此积极从事文化出版事业,1903年人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此后,为搜集和校勘历史文献,奋斗了半个世纪,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元济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他任职商务印书馆后,利用多种渠道收购了北京盛氏、江阴缪氏等十几位著名藏书家的全部或部分藏书,其中包括许多宋元刊本和珍贵典籍,建东方图书馆收藏。到1932年“1.28"事变前,经国内外陆续搜购,该馆藏书达五十多万册。对搜集的珍本秘籍,张元济进行精审的校勘。他以宏伟的魄力,将大批经过校勘楚理的珍本秘籍予以编印出版。张元济所刊诸书多宋元明善本,使昔日难见之古本,备之于学者案头。1928年张元济东渡日本,在静嘉堂文库看到舜宋楼陆氏旧藏宋小字体,虽有残缺,但考虑到和故宫及国内几个藏书家所藏的行款相近,估计能配成全书。然借影回国后,故宫藏本已不知去向,只好从北平图书馆借残宋本补之。仍不全,又从书肆得商邱宋氏所藏之本,凡陆本所无及模糊不清之处均可搀补。可是还缺二卷,最后用嘉业堂刘本缩印补足,历经坎坷,此书终于成为完善的旧刻正史丛书,版本价值极高。百纳本二十四史丛书所采宋元明旧刻版本,参见本书第六章“版本”一节。为存版本原貌,张元济亲自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对各书版本的时代、源流、卷第的排列编次,篇页的缺损,文字的倒衍讹脱等,写成详细校勘记附录于书末。在影印过程中,张元济还亲自进行描润,数校以后才付印。
[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陈垣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1904年,青年时期的陈垣,思想进步,撰文抨击清廷,积极参加反清爱国运动。1971年,他以91岁高龄在动乱中含恨逝世。陈垣一生著述宏富,有专著和论文二百余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1.对目录学的贡献。陈垣认为目录是治学的门径。2.对校勘学的贡献3.对避讳学的贡献。4.对年代学的贡献。
陈垣以自己杰出的研究成果,为建立中国近现代文献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郭沫若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宛]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开贞,四川乐山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是一个全才全能型的学者,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贡献。
1.郭沫若对甲骨丈、全文的整理研究。2.郭沫若对古器物、古文字、古文书的整理研究。3.郭沫若对古籍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