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石头花根:大转折还是大挫折?——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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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大军三军会战中原,被称为“大转折”,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几乎每本有关书籍评价其意义时都引用毛泽东当年的赞语——毛泽东在1948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卷421页)。
然而只要我们细心研究有关文件史料,就会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这次三军会战中原,不是大转折而是大挫折。表现在中原野战军(当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被拖垮、打残,损失过半,从一支初期九战九捷的劲旅变成无力打大歼灭战的弱旅,直到淮海战役后才恢复元气;华东野战军在接连取得震惊全国的莱芜、孟良崮战役的大胜之后,仓促“七月分兵”,连续在南麻、临朐受挫,直到粟裕“谏龙颜”才在豫东战役时走上正轨;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取得空前胜利后,仓促跃进,受挫于西府战役;华北野战军因战争初期没有打好,一直打不开局面;只有东北野战军没有这种“跃进”,故一直保持了元气,率先走向战略决战。
但是这一点是不易看出的,因为“大转折”后一年多,就迎来了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一般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大转折”才有了“大决战”。我们深入分析才会发现,战争第一年我军连战皆捷,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大转折”一年中照理应该越打越强,但反而打成胶着,陷入兵家最忌讳的“消耗战”,南线各部(指黄河以南的中原、华东解放军)普遍大伤元气,这说明这一重挫不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而直接牵涉到整个战略的失误。但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全盘形势陷于崩溃的边缘,才使我们这一挫折不那么显眼,我们熬过了难关,在“三大战役”中真正迎来了“大转折”。
马克思说过:伟大的事件在历史上要经历两次,不过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大意)。解放战争中“大转折”变成“大挫折”,其历史上的影子就是毛泽东一再推崇的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义军初期风起云涌,一度壮大到百万大军,并斩杀号称“明军第一良将”的曹文诏(对比解放战争中孟良崮战役击毙张灵甫!),但随即被大胜冲昏头脑,出动数十万大军围攻滁州坚城,师老兵疲,被卢象升的关宁铁骑一举击溃,领袖高迎祥战死;李自成也惨败于潼关南原,只18骑突围。只是在采取正确方针恢复元气后,李自成才重返中原,五大会战痛歼明军,迎来了战争的转折。遗憾的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注意了李自成进北京“赶考”的教训,却未能超脱“兴起——大胜——大挫折——恢复元气——决战”这一历史的循环圈。“大转折”实际上恰恰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中不和谐的音符,延缓了胜利的进程。没有这次千里跃进,解放军将壮大得更快更强,胜利进程也将大大缩短。
解放战争的“大转折”,就是从内线跃进到外线作战,对这一举措的评价,也就是内线(根据地)作战还是外线(国统区)作战孰优孰劣的问题。毫无疑问,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迟早要从内线打到外线,问题是时机何时成熟。
“大转折”时的时机是不成熟的。
研究解放战争史就会发现,外线跃进作战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共提出过三次,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会战中原是第二次,是唯一执行了的一次;第一次是战争初期毛泽东的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的计划,以及华北野战军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第三次是“大转折”期间毛泽东要粟裕率3个纵队千里跃进江南。这两次跃进,都因粟裕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接受而没有执行。没有执行第一次跃进,粟裕迎来了苏中七战七捷,刘邓取得定陶战役的大胜,从而证明内线歼敌方针的正确,我军依托根据地“大踏步进退”的歼灭战也越打越大,战绩越来越显著;第三次跃进没有执行,最终保证了中原我军集中兵力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进而夺占济南,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而执行了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华北野战军却一再受挫,此后局面一直被动。东北野战军的连续大胜和急剧壮大,分析起来也正是内线作战的胜利。
第二次跃进即千里挺进大别山执行了,原因是毛泽东的强行推行,尽管刘邓、陈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的意图是通过三军经略中原,吸引走陕北、山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回援,利于我军运动中歼灭。对中原、华东各位诸侯的疑虑,毛泽东则着重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可见,毛泽东采用的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扭转陕北危局。但中原、华东我军依托内线大量歼敌不是比跃进外线吸引敌军更为有效(如鲁西南、孟良崮大捷)?“借刀杀人”(中原我军打大歼灭战迫调陕北敌军)岂不更好?可见,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是“扬汤止沸”,远不如中原、华东各诸侯力主内线大量歼敌来调动敌军的“釜底抽薪”。当然,毛泽东还考虑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消耗问题,意图到国统区“吃饭”,但事与愿违。
有没有中原、华东我军既能内线大量歼敌而又能“立竿见影”解救陕北危局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有!这就是一度为中央主张、最终却胎死腹中的陈赓兵团西渡黄河加入西北战场的计划。
或许有人说:战争的天时地利和条件的不同,并不能说明第二次跃进的不正确。下面我将分三部分进行回答。因时间限制我只引用部分较权威的文件汇编,许多具体细节不详细描述。我们仔细研究还会发现,毛泽东有关“大转折”的3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居然没有收进号称权威、庞大达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而这3封电报可以说是解开“大转折”之谜的关键所在。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尊者讳”。
一、解放战争初期粟裕提出内线歼敌的方针,改变了毛泽东出击外线的初衷,使我军在内线大踏步进退大打歼灭战。
1、毛泽东的外线出击计划
1946年6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77页)。
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
在毛泽东考虑的南线作战计划被概括为“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即在全面内战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84页)。
在北线则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305~306页)。
2、粟裕建议依托苏中根据地内线歼敌,毛泽东认为“似有理由”,为苏中“七战七捷”创造了条件
对于毛泽东这种“敌进我进”的跃进战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苏中解放区比两淮富裕,又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如舍弃根据地不战而去,将严重影响士气民心;华中野战军对苏中情况熟悉,作战易于歼敌取胜。粟裕对华中的情况进行分析后,于6月27日电军委和陈毅,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因为在苏中的歼敌条件比较好。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粟裕的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320页);“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340页)。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同意粟裕内线歼敌的决策,对整个解放战争初期的进程有着极大的意义。粟裕回忆道:“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调整,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360页)。
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我军必须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大打歼灭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指导方针“十大军事原则”中有着最充分的体现。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
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尽管初期会丢失大片土地和城市,但在敌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敌军占地越多,守备兵力就越多,包袱背得越重,机动兵力就越来越少,从而更能创造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依托根据地作战,敌军对我一团漆黑,我对敌人则洞若观火。苏中战役就是这种歼灭战的典范。华中野战军主力就驻扎在离敌重兵防守的海安附近10公里处休整半个月,天天训练、出操、唱歌,敌军竟毫无觉察。结果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5万多人,被毛泽东誉为歼灭战的典范:“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438页)。
3、依托内线作战的刘邓大军七战七捷,空前壮大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取得重大胜利的还有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指挥以1、2、3、6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军,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又是一个“七战七捷”,每战都打成歼灭战(属于刘邓指挥的陈赓部队在山西也进行了一系列出色的歼灭战,下面再述)。 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的机动歼敌,都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才取得的。其中又以定陶、巨野、甄城战役最为典型。
1946年9月初的定陶战役,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0万人,东西夹击刘邓主力。刘邓依托内线之利,强行分割从郑州出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5天激战将其全歼,随后猛烈扩大战果,共歼敌4个旅1.7万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巨野战役,刘伯承曾检讨说是打了一个消耗战,“这种牛犄角式的打法,甚为不智”(《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363页)。其实,巨野战役也是一次歼灭战,虽然歼敌不多(5300人),但打的是国民党军中全美械装备、战斗力最强的“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整编11师(18军)。虽然没有达成全歼整编11师的初衷,但全歼了该师核心11旅(即构成陈诚“土木系”核心的11师)1个加强团。第5军强攻11天企图解围,也未能突破我阻援部队防线。在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主力作战中能全歼其1个加强团,当时在全国各解放区还没有先例。粟裕部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兵力和装备都大大增强(如陶勇的1师发展到全美械装备的1.5万人),但在涟水战役中仍然未能对张灵甫的整编74师达成建制歼灭,最后被迫放弃涟水。东北野战军(当时为东北民主联军)虽然在秀水河子全歼美械装备的13军1个团,但在对付“五大主力”中的新编第1、6军时,仍无便宜可占,如沙岭子战斗集中5倍优势,也未能全歼其1个团,自身伤亡还是敌军3倍(东北野战军第一次全歼“五大主力”1个加强团是在1947年2月23日城子街战斗中,第6纵队歼灭新编第1军新编第30师1个团附师属山炮营共2700人)。刘邓大军在此之前5个月的战争初期同时对抗敌军两大主力时尚能全歼其1个加强团,其战斗力之强确实使敌军任何部队生畏。
巨野战役后,敌军靠拢密集推进,刘邓大军一时无战机可寻,遂避强击弱,向濮阳机动,行至甄城东北时,果断捕捉到国民党军第119旅并迅速予以全歼。此役歼敌9000人,特别是消灭了敌军所谓国防部直属的1个炮兵营,完整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当时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如整编11师,骨干火炮也就是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
3个月作战中,正是由于依托根据地的内线作战,才能连打几次大歼灭战,刘邓大军也越打越强,晋冀鲁豫军区总兵力由31万发展到42万,野战军由12万发展到28万,翻了一倍不止;装备依靠缴获大大改善,并成立了1个炮兵旅。
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4、毛泽东再次提出外线出击计划,但要求先在内线大量歼敌后再出动,并坚决反对华野分兵,华东野战军以此接连取得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
4个月战争经验证明,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战胜优势装备的敌军。凡是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的,常能以较小代价取得大歼灭战的胜利;而凡是脱离根据地外线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的,就困难很大,作战不是僵持就是受挫,代价也高。前者如苏中、定陶战役;后者如大同、集宁战役。中央军委有鉴于此,进一步明确了内线作战的方针。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70—80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山东和华中野战军承担了迎击国民党军中兵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徐州薛岳集团的重任。此时我军这两大集团就集中优势兵力、内线歼敌的方针是认识一致的,问题是在哪个内线、是集中主力主要依托山东还是华中解放区歼敌。为此,两路诸侯产生尖锐对立,粟裕还一度动摇了内线歼敌的主张、意图主力打出外线。
陈毅的“山东派”主张逐步依托鲁南根据地,伺机打破敌军一路。主要理由是山东根据地无论物产还是群众条件都强于华中;而苏中根据地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敌军势必倾全力夺取。而且苏中战线态势十分不利,华东敌军主力集中在两淮,密集不易分割,一旦全力向东突击,则会切断整个华中解放区而合围我华中主力。粟裕的“华中派”则认为,敌军全力进攻鲁南临沂,正是意图诱我华中主力北上以不战而取华中,随后倾全力对付山东,切不可上当,华中主力绝不过陇海路。
战争的进程判明了两种观点的优劣。由于观点不统一,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尽管领导人合署办公,但实际上各自为战。山东野战军主力分散在两三处,在陇海路南北忽聚忽散,结果两淮没有守住,主力部队如8师等也在泗县战斗中元气大伤。毛泽东对陈毅的指挥十分不满,一度企图调刘伯承的副手徐向前到山东指挥。华中方面粟裕集中主力在涟水抗击张灵甫的整编74师,因力量不足而被迫放弃。面对胶着的局势,粟裕十分焦虑,竟考虑主力西渡运河甚至外线出击津浦线调动敌军,如战斗不利再出大别山打游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立即质疑如此放弃一个老解放区去全新开辟一个新区是否合适,粟裕也觉得此计划太不现实。
很明显,山东、华中野战军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歼灭战没有打成,反而要地被夺占,主力受损,局面被动。山东、华中野战军必须合兵一处,依托内线才有力量打大歼灭战。有意思的是,当初主张苏中内线歼敌的粟裕竟提出了主力外线出击大别山游击的计划;而原本主张外线出击津浦路的毛泽东在苏中战役后,坚定了内线歼敌的决心,此时力主依托山东解放区大踏步进退歼敌来打开局面,实际上肯定了陈毅的主张。
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出动4个攻击兵团分路突击苏北解放区,企图合围华中我军。陈毅此时提出集中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先打击进攻沐阳的这一路(由胡琏的整编11师和戴之奇的整编69师组成)。毛泽东支持这一意见,电令粟裕“即日北返,部署沐阳作战”。但粟裕此时仍指挥华中主力在涟水与整编74师苦战,并未北上参战。陈毅遂集中主要由山东野战军组成的24个团兵力,发起宿北战役,全歼整编69师3.3万人(过去称2万人),迫使师长戴之奇自杀,开创了全歼敌军1个整编师的先例。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74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74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12月24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25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1月2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18个昼夜的激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26、51师和第1快速纵队,计5个旅共5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万多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随后山东、华中部队合并整编为华东部队,其中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27万人,比战争初期翻番;军区部队也有30万人,兵力之大居各解放区之首。此时山东、华中两大集团不但合一,而且也统一了依托山东内线歼敌的认识,随即迎来了更大的胜利。
华东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2月20日到23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46、73个军共6个师及第12军1个师共7个师(旅)5.6万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以“五大主力”中的3个、即整编11、74师和第5军为骨干,组成3个兵团,共24个整编师、45万人,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加强了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以重兵集团密集滚进。如何打破敌军重点进攻,对华东野战军是一次严峻考验。
为调动敌军,华东野战军一个多月在根据地内来回机动1000公里以上,连打五仗,歼敌3万多人,但由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分兵作战导致兵力不集中,致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华野几次调动敌人不成,指战员均有不同程度的急躁情绪。5月初,陈粟计划以第1、6纵队南下鲁南,以第7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后方来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以便于运动中歼敌。将此设想上报军委后,5月4日毛泽东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同时指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吕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并指示1、6纵队南下“暂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52页)。5月6日又指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58页)。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炉火纯青的运筹帷幄指挥艺术。粟裕根据这一指示,翻然变计,决定放弃7纵下苏北和1纵去鲁南的计划,同时令6纵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而是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这一变动是后来歼灭整编74师的关键所在。
1947年5月14日到1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共3.2万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这一巨大胜利,是在毛泽东要华野忍耐持重,掌握主力不要分兵的指导原则下取得的,然而可惜的是,之后毛泽东修改了这一原则,直接导致了华野“七月分兵”的重大挫折。
二、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为调动和吸引敌军重兵集团,毛泽东决定千里跃进、三军经略中原,但适得其反,南线我军遭受重挫
1、毛泽东为解陕北、山东危局,决定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
毛泽东对战略进攻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如前所述是在1946年11月21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敌军70—80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33~134页)。
第三次:1947年9月1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226~227页)。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1947年1月18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626页)。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622页)。1月24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638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1947年3月6日和5月4日。修正的原因是: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7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2页)。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5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
1947年3、4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4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50页)。随后5月22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1页)。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1947年的7、8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9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5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4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7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43页)。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47页)。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5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1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5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3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1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3、刘邓大军鲁西南大捷后在毛泽东严厉催促下,尽管有不同意见,仍被迫放弃休整仓促跃进大别山,陷入空前困境。
为执行上述毛泽东的跃进中原战略,刘邓大军于6月30日以第1、2、3、6纵队12万人、62门榴弹炮和山野炮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5.6万人,缴获包括64门山野炮在内的大量物资。此役能歼灭被围敌军,我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羊山集顽抗的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被俘后感叹我军“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鲁西南战役表面看是外线跃进作战,被称为揭开战略进攻序幕,但仍是依托豫皖苏老解放区作战,还是内线歼敌。连同此前歼敌4万的豫北攻势,刘邓大军战争开始以来在内线已经“九战九捷”,使国民党军队损失30个旅、近30万人。 鉴于刘邓内线作战的显著战绩,毛泽东于7月10日要求刘邓争取在陇海路以北更多歼灭敌军。“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31页)。
然而很快毛泽东就改变决心,7月23日要求刘邓不要后方跃进大别山,同时要华东野战军1、4纵队(叶飞、陶勇)渡过长江到闽浙赣创立根据地(电文如上述)。
毛泽东这个跃进战略使刘邓、陈粟感到困难很大,均请求休整和再在内线歼敌一段时间。刘邓于7月28日复电称: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伤亡13万,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没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20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作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此次鲁西南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刘邓还认为当前战局有利,“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陈粟也于27日致电中央军委:目前国民党军在华东、晋冀鲁豫可机动兵力不过30个旅,“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10—12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而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陈粟认为,插入敌后完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大规模作战困难太大。他们建议在内线再作战一个月,然后南进便利较多。
面对两路诸侯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虽勉强同意,但通过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来坚持己见。7月29日军委电两路诸侯:“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 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和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58页)。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反复看了十几遍,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最后决定立即执行跃进战略。尽管刘邓大军中各纵队司令员陈再道、 杨勇、陈锡联都有不同意见,但跃进方针已定。邓小平后来回顾鲁西南大捷后这段跃进决策的历史说:下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339页)。“当时,真正的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560页)。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下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指挥33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刘邓将部队适时进行再分遣。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我军势力范围。而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合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白崇禧仍集中主要兵力不放,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恶霸,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产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三光”、“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捕杀共产党干部,制造无人区。
刘邓大军每一仗都是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包抄中进行的。弹药缺乏,没有后勤供应,常常是一天辗转百余里,饿着肚子打仗,陷入空前困境。
那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遇到多大的困难呢?比长征还苦几倍!一位当事人回忆:“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 这些苦包括:“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大别山我军四进四出,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还遭到国民党保安队袭扰,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势,刘邓大军除初期利用敌军疏忽在高山铺歼敌1个师外,难以打歼灭战,还被迫分两个指挥部行动。到1948年2月,已无法在大别山立足。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转出大别山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打歼灭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388页)。2月8日刘伯承致电邓小平,考虑将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邓小平2月9日复电中央军委,赞成转出大别山:“我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从延安到北京》,278~279页)。
刘邓大军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什么呢?人员减半。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第1纵队33357人;第2纵队31000人;第3纵队26468人;第6纵队26322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总计南下124147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第1纵队15363人;第2纵队11627人;第3纵队15384人;第6纵队14280人;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万人”。
由浩浩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4、华东野战军仓促“七月分兵”,遭受空前挫折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大胜后,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6月10日前配合刘邓出击外线的计划,计划华野至年底仍在内线作战。5月22日,毛泽东电告陈粟谭等:“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为此决定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1页)。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外线作战。
孟良崮惨败后,蒋介石起用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拿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新作战方针,将主力9个整编师24个旅摆在不到50公里正面上,猬集一团滚进,华野一时无战机可寻。6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但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改变了决心,于29日指示华野:刘邓转入战略进攻后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华野须分兵出击。“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其远后方之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13页)。这一指示,对5月22日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是一个根本的修改。
华野于次日即6月30日就立即决定执行分兵方针,实行紧急分兵方案——派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西取津浦路,叶飞、陶勇率第1、4纵队绕过敌人重兵,直下鲁南,只留下第2、6、7、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鲁中坚持,以便三方呼应,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7月2日,中央军委回电,除指出陈、粟、谭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士榘、唐亮的3个纵队“在打泰安得手后……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的通道”。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的2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时值山东连日暴雨,山洪横溢。出击鲁西南的5个纵队在20多个日夜中顶着瓢泼大雨和齐腰深的泥水,全线出击津浦路,但除在费县歼灭敌军1个旅外,汶上、济宁、滕县等要点均未攻克,局面被动。叶飞、陶勇的1、4纵队遭桂系拦阻,被迫徒涉因暴雨猛涨的沙河,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减员达2万人。坚持内线的4个纵队在粟裕指挥下,7月17日打南麻的整编11师,因连日阴雨弹药受潮,难以发挥效力,5昼夜只消灭1个团。7月24日攻临朐第8军,时逢暴雨山洪,弥河泛滥,临朐城外水深数尺,又是一个5昼夜,仅仅吃掉2个营……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超过了敌军。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八仗,却有五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巨大,然而比伤亡更令人焦灼的是部队士气受到重创。从临朐前线撤下来,粟裕以沉重的心情起草了8月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就南麻战役失利引咎自责。8月6日,陈毅亲笔写了份“指人译”的电稿,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除检讨“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之外,特别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但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比陈、粟更焦急,自从刘邓挥师南下,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夜晚,毛泽东必亲自处理。为保证大军南下顺利,他令陈赓率部渡过黄河之后,又几次电催陈粟南下豫皖苏钳制敌人,以减轻刘邓的压力。然而陈、粟至今未动。刘邓来电告急:国民党数十个旅形成堵截包围态势,企图将我围歼于进军途中。毛泽东于8月30日致电陈粟:“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没有收进《毛泽东军事文集》,只在《毛泽东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98页)。电报措辞是严厉的。近一个时期,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泽东”,并且必签上4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次后毛泽东亲自署名督促西兵团外线出击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发来,措辞一次更比一次严厉。用陈毅后来的话说:“当时的情景,真是火烧屁股——迫得紧!”
在毛泽东8月30日大发雷霆,用浮肿的手写下那封毫不留情面的电文时,陈毅正在损失最大的第10纵队作报告,接到粟裕的电话,他知道事情严重,连忙收尾,跳上汽车,这时候的陈毅出现了少有的狼狈:“帽檐转到了后脑勺,烟头对烟尾一支一支地抽。”
回到华野指挥部,看罢电报,陈毅联想到上月底毛泽东说明“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有“不能支持”的危险的电文,已经体现了中央领导的严重处境,而手中的电报更使他感受到毛泽东万分焦急的心情。
9月3日毛泽东又来了一封亲署的电报:“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236页)。
为此陈粟于9月3日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外线出击的动员,随即出击豫皖苏。但也是一直难以打开局面,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拉锯近一年,损耗极大,发展困难。“七月分兵”时,华东野战军27万人,军区36万人,合计63万人,为全国解放区第一;到一年后的1948年7月,野战军35万人,军区31万人,合计66万人,基本与一年前持平,外线几个主力纵队元气大伤,编制缺额情况严重。1纵仅20163人,3纵23112人,4纵21800人、6纵20700人,均只有编制数的2/3左右。内线作战的许世友山东兵团情况稍好(如9纵30735人)。这就是华野外线作战一年的情况,与第一年内线作战后兵力翻番相比天差地远,原本兵力全国第一的地位也被东北超过。
5、陈赓兵团不入陕北而下豫西,导致最后的大错
关于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毛泽东原意图其加入西北战场。如上所述5月4日的电报规定:“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50页)。对陈赓兵团的即将到来,西北野战军领导人欢欣鼓舞,5月8日彭德怀等致电中央,认为“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并满怀信心地表示:两军合力“六个月内可能完成”消灭胡宗南主力的任务。
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赓、谢富治:“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3页)。
6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到中央军委面谈,25日陈赓动身。这时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毛泽东对陈赓兵团到底是到西渡陕北还是南下豫西产生犹豫,7月4日要彭德怀考虑这两个方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25页)。但陈赓兵团领导人仍表示应前来陕北。谢富治等于7月5日致电毛泽东和陈赓,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和信心”。但毛泽东出于陕北粮食供应、牵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考虑,已定下了陈赓兵团南下豫西的决定。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与会包括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毛泽东会上提出: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4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43-145页)。
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后一招错着,至此“大转折”的三支大军,全都使用错了。
6、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经略中原的总体评价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这个第二次“隆重推出”的外线跃进战略,是在刘邓、陈粟、陈赓三路诸侯均有疑虑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南线出击津浦路的外线战略因粟裕上书等原因而修改并为实践证明内线作战之正确,那么此次毛泽东坚持千里跃进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继续内线作战解放区承受不起,会自己跨掉,因此要到国统区吃饭;二是陕北危急,再不出击吸引敌军陕北也支持不住。而建国后50年我们官方历史对这次战略跃进的评价是高唱赞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可惜,无论是毛泽东的考虑还是“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评价,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胜利,证明了内线歼敌的正确。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后,兵力密集,一时无战机可寻,但正如毛泽东在孟良崮战役前后电报一再强调的,必须要有极大耐心,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刘邓表示,现在歼敌“形势很好”; 陈粟认为“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但毛泽东因陕北局势过于危急,仓促中强行要求执行外线跃进计划。
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军行动谨慎,我军一时无战机可寻,结果被敌军夺取陕北全部县城,我中央机关在敌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甚至能看到敌军篝火,更严重的是粮食不足。从1947年8月23日开始,毛泽东等在佳县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陕北当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泽东浑身浮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8月30日给陈粟发去了那封措辞严厉的“4A”电报。
毫无疑问,刘邓跃进大别山和陈粟出击豫皖苏,确实可以吸引大量敌军,但我前面已指出,这毕竟是“扬汤止沸”。只有大打歼灭战,才能“釜底抽薪”。刘邓发起鲁西南战役,迫使蒋介石紧急从豫北、陕西、武汉、洛阳抽调5个师增援,真是捉襟见肘。而此前刘邓的定陶歼灭战,又迫使敌军从山东抽调5军、整编11师增援,山东我军趁机取得宿北、鲁南的大捷。当敌军“三大主力”云集山东后,刘邓却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两军你打我拉,使敌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就更为我军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外线出击前刘邓、陈粟力主依托内线再歼敌20个旅左右,完全是有根据的。
反之出击外线,则失去大打歼灭战的条件。上述大别山亲历者的回忆就是最好的说明:别说打仗,行军都困难。刘邓和陈粟依托内线打的大歼灭战,每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往往是参战兵力的2倍。这一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解放区都具备的,如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前后,因根据地尚在建设时期,随军民工仅野战部队十几分之一,故歼灭战效果不显著,不及关内我军。外线出击后,南线我军就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
再说调动敌人。刘邓跃进大别山,吸引了敌军33个旅,但其中除桂系由山东抽调外,还是原来郑州绥靖公署的兵力(此时已由徐州陆军总部指挥),因此吸引山东、陕北兵力不多,反而惹出了敌军武汉行营的兵力和白崇禧。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需在后方留守大量兵力(这些兵力在前线失利时也会逐步前调,但我军可各个击破),但刘邓跃进大别山抢占武汉行营的地盘,原本闲置的这支敌军集团如罗广文、张轸、夏威部就倾全力来争夺,重兵云集下我军就难以开展歼灭战。
再说白崇禧。蒋系、桂系原本誓不两立,内战时蒋介石给了白崇禧一个“国防部长”的空衔,实际不用。高山铺惨败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放白崇禧进山。抗战时间桂系就在大别山经营(当时新四军4支队长高敬亭曾建议我军抢先夺占大别山根据地,被否决,高也被枪毙),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加之地形熟悉,结果敌军在我根据地面对的无粮食、敌情不明,饱守袭扰等困难,现在轮到刘邓大军来身受。加上白崇禧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又特别熟悉游击战那一套,不为刘邓机动所调动,集中兵力稳步逐一攻占我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县城,最后迫使刘邓转出大别山。现在我们提到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都一致赞扬刘邓争取了最好的结果,即付出代价,站住了脚,实际根本不是如此。还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所以刘邓创立的大别山根据地,是早已丧失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历来为我军作战所利用。这次是捅了马蜂窝,惹出了白崇禧。白崇禧对他多年经营的大别山十分看重,但对整个中原局势就漠不关心。淮海战役前蒋介石要求白崇禧指挥徐州、武汉两大集团的百万大军,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向桂系交权,但白崇禧根本不理,还扣住武汉行营的3兵团、2军等精锐部队不放,不投入淮海战场。如果是白崇禧而不是刘峙坐镇徐州,淮海战役的进程就难以预料了。
前面提到,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兵力减半。就整个中原军区而言,兵力也减少得厉害。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15万人,与刘邓大军跃进前野战军28万相比,几乎减半。与内线一年作战兵力翻一倍相比,是越打越弱了。还有就是挺进大别山时丢弃了全部重型火炮。我在“歪打正着的朝鲜战争”一文中早就指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枪战到炮战的过渡,如炮兵不足,就会给攻城和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带来极大困难。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邓初期以本身力量独力歼击黄维兵团,但兵力不占优势,火力更处绝对劣势(火炮很少),结果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华野先抽调预备队7、13纵队增援,发起总攻,但5天激战仍无进展。结果华野再次抽调3、11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加入打黄维,并由陈士榘指挥作为主力突击集团,才硬行攻歼黄维。所以,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主要还是由华野承担。粟裕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华野任务一再变化,兵力使用已达极限”,就是指此。
淮海战役时两相对比,使华野部分人员看不起中野,“中野不如华野,黄维兵团迟迟不能解决,中野到大别山后没有打什么大仗”(《陶勇将军著作集》,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154页)。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陶勇将军著作集》,158页)。,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一支原本“九战九捷”威震敌胆的大军落到如此地步,使人痛心,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被拖垮了。
华野战斗力的衰退程度不及中野,主要还是因为不象刘邓一样完全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出击豫皖苏也还是依托老区作战(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但损耗之大也令人惊心。依托内线作战,能接连取得一个个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孟良崮战役更是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从敌数十万重兵集团中硬是“猛虎掏心”强行分割出战斗力最强的整编74师并予以全歼,使敌军上下为之胆寒,而我军损失仅为敌1/3(1万人)。但“七月分兵”后的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外线出击鲁南的叶飞、陶勇1、4纵队,减员2万。加上其他损失,以此5万损失的代价(还要考虑许多重装备丢弃),我军在内线作战的话,还可以多打几个类似孟良崮的战役,歼敌4—5个战斗力很强的整编师,实际上可完全打破山东敌军的重点攻势(这也与粟裕反对千里跃进江南的主要理由之一相似)。
华野“七月分兵”后,主力分在豫皖苏、胶东、苏北三处,兵力最大的西兵团也只有6个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既要歼灭敌军大部队又要阻击敌援军,是不够的。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一直是敌我双方的主战场,战局成败关系重大,粟裕一贯用兵谨慎,深知阻援成败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如不能有效阻止敌增援解围,不但围歼敌军集团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不能顺利地撤离战场,将陷入全面被动。在粟裕指挥的合围作战中,阻援兵力多于围歼兵力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孟良崮战役以11个师的兵力围歼整74师,而以18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粟裕以2个纵队围攻开封,以7个纵队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第二阶段则是以4个纵队围歼区兵团,以5个纵队阻援;济南战役攻城14万人,打援却有18万人。但“七月分兵”后我外线西兵团仅6个纵队,除在沙土集和金刚寺打了中小型歼灭战外(还有与陈赓兵团联合攻克洛阳),基本上与敌军主力来回拉锯,疲惫不堪(这一点也是粟裕反对跃进江南的论据之一,下面再述),与内线作战中一个个空前大捷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第4点强调: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但刘邓大军和华野外线兵团一年作战下来,就陷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中,恰恰违背了“十大军事原则”。
这是军事问题。还有根据地消耗、特别是粮食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跃进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当然,继续在内线与敌军扭打,根据地前沿是会遭很大破坏,但这是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所决定,不“打烂坛坛罐罐”就要吃掉敌人,是不现实的。问题是,老解放区是否经得起消耗?答案是肯定的。淮海战役时,毛泽东预计我军连俘虏有80万人吃饭,为此要求动员数百万民工支前。那么这些民工和物资主要来自哪里?老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粟裕认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反复考虑,并征求华野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遂向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如果“老解放区能继续支持战争”,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一线进击,把敌逐步削弱和歼灭在徐州附近地区。这一建议又一次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同意,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可见淮海战役时,粟裕主要还是考虑老解放区的承受能力。
老区能支持淮海战役这样的大战,自然也能够支持当初的内线作战。淮海战役出动数百万民工,不要忘记,这还是在老区遭受极大摧残之后。如华野我军主力打出外线后,国民党军虽抽调7个整编师回援,但还能集中6个整编师以上的兵力继续“扫荡”山东解放区,而我留在山东内线的许世友山东兵团力量不足,被迫放弃大部分胶东根据地,使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当时华东唯一未遭破坏的根据地是渤海)。毛泽东企图主力打出外线吸引敌军回援而保住老解放区的完整,可以说完全事与愿违。
我晋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经历了日军无数次残酷的“扫荡”和“三光” ,尚能坚持并发展壮大,而解放战争时,战争严峻程度远不如抗战时期(我在“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中指出,解放战争中我军能一次聚歼国民党军几十个师,但抗战时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内线作战根据地确实消耗很大,但通过土改,农民热情空前高涨,支援前线不遗余力;通过精简节约,也可提高支援战争潜力(如“渤海经验”)。
根据地除粮食外还有一兵源问题。战争初期我军壮大确实要以征兵为主,但随着歼灭战越打越大,就以补充俘虏为主,正如“十大军事原则”所强调: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点刘邓和陈粟做得最好,将大部分俘虏变成了解放战士。刘邓部内线作战一年“九战九捷”,基本以补充俘虏为主要兵源,征兵不多,但因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实力越来越强。陈粟部也是如此。淮海战役开始时投入36万人,战争结束时反而有42万人,就是利用每一个战役阶段整补俘虏的结果。因此南线我军的兵源补充对解放区人力损耗不大。对比东北野战军,则补充俘虏工作较差,1947年歼敌30万,仅补充俘虏5万。四平攻坚战后损失最大的1、6、7纵队均补充大批俘虏,但因思想政治工作不细,开小差不少,有的叛逃,留下的也难管教(也有东北敌军老兵比例大的因素),故各纵队均不欢迎俘虏,野战军总部被迫解散警卫部队进行充实。与南线我军主要补充俘虏不同,东北野战军主要靠组建二线兵团充实野战军。罗荣桓要松江省征兵5万,松江省领导面有难色,称负担不起。罗荣桓指出松江省土改搞得彻底,大有潜力可挖,结果松江省征兵5.7万,超额完成任务。通过组建二线兵团,东北野战军力量翻番,最后达到百万大军。而南线的我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力物力合在一起大大超过东北,又经过抗战严峻考验,支援战争能力只比东北强。
至于出击外线,无论粮食和兵源都成大问题。外线作战,打歼灭战机会少,补充俘虏也少;国统区本就遭蒋介石竭泽而渔的搜刮,加上敌我双方反复拉锯,农业遭到极大破坏;又因我军机动作战,土改成果不能巩固,农民参军积极性也不高。
所以,毛泽东打出外线保存根据地的想法事与愿违,对老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估计过低,对到国统区吃饭、征兵的估计又过于乐观,结果几乎导致两头落空。
有人说:红军时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正是打出外线才取胜的吗?第五次反围剿不就是因为死守内线而失败?抗战时我军不也是跃出日军合围圈才粉碎日军的“扫荡”吗?凭什么指责千里跃进中原的“大转折”?
这是看不到两者差别所在。红军时的反围剿,不错,主力是转移到外线,但那是战役的外线,而且仍在根据地内作战,直接歼灭的也是合围根据地的敌人,还是内线作战,决不是“大转折”那样搞什么千里跃进、脱离根据地吸引敌军作战。结果红军越来越强,根据地也越来越大。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试图保存完整的根据地,“寸土不让”,平分兵力全线死守,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人地皆失。我军解放战争内线作战,是集中兵力打敌一路,如华东退一步就打一个大歼灭战,与第五次反围剿本质不同。毛泽东的跃进战略,考虑的是保存根据地不受破坏,变红军时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战役外线为战略跃进,却与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寸土不让”的背景相似,可以说是一种倒退。抗战时反“扫荡”,我军跳出敌合围圈也是战役跃进,直接捕捉一路日军予以歼灭。
再看世界战争史。苏联卫国战争中,尽管初期德军占领了苏联最富庶的领土和大工业基地,但苏军始终保持完整的战线,通过正面作战集中力量打击敌一部(1944年“十大打击”最为典型)、以一个个歼灭战沉重消耗当面敌军的办法,稳步收复失地,最后攻克柏林,从没有什么派出主力深入德军战线深远后方、到德占区去吃饭、征兵、吸引敌军的战略跃进。
可见,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与依托根据地的战役外线完全不同。那么何时打出外线?要在大量内线歼敌粉碎其进攻后,依托老根据地稳步发展。这里有东北野战军的成功经验。1947年,东北野战军依托南北满根据地,接连发起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势,歼敌30万,每次攻势后,都将解放区前沿大大拓展,稳步开展土改予以巩固,再进一步进攻开辟新区,直到将东北敌军压缩到不到东北3%的几个据点中,部队发展到百万大军,超过敌军一倍,完全掌握了主动。东北野战军主力千里南下锦州,也是在根据地内机动,尽管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断我铁路线,但因大片根据地在我手中,也能及时保证前线供应。渡江战役后东北野战军90万大军南下湖广,所遇到的水土不服等困难比刘邓在大别山还大,但因有完整后方支持(粮食、物资运输和伤员安置),故能很快克服,适应了环境,最终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主力。
反观南线我两大野战军,尽管根据地条件甚至强于东北,但千里跃进后新区不能巩固,老区遭受破坏,两头打踏,作战一年,力量还不及敌军一半(淮海战役我军出动60万,敌军80万;而此前我军已通过豫东、济南、胶东、胶济路、津浦路作战歼敌40万)。依托内线稳步发展,正是刘邓、陈粟当初之极力主张。如得以施行,南线我军胜仗的规模、反攻的进程、发展的壮大都势必超过东北,将会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迎来战略决战。
再看西北战场的外线作战。一般认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第一场大胜就是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整编27、90师共3万人,但这一仗,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是依托老解放区(陕北、晋南)而取得的。真正脱离后方的深远出击,是之后4~5月发起的西府战役。此役我军远离解放区,遭胡宗南和马家军夹击,虽歼敌2万,但我军伤亡1.5万,是西北野战军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被彭德怀称为平生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之所以发起这次战役,如彭德怀所说,是急于贯彻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而举行的(《彭德怀军事文选》,250页),结果受挫。彭德怀后来总结说:“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役时间”。可见彭德怀与刘邓在鲁西南大捷后力主休整补充俘虏一样,也意识到企图过早破坏敌人后方并不现实,反而事与愿违。“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彭德怀自述》,365~366页)。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段话评价毛泽东的战略跃进。
我上面已经指出,要粉碎敌军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除我军内线捕捉战机外,还可趁敌“哑铃”布势中间空虚之机,以刘邓大军纵横驰骋于晋冀鲁豫的广阔战场,大量歼敌,以扯散敌军重兵集团。此时刘邓大军如日中天,初战巨野就歼灭“五大主力”1个加强团,再战鲁西南歼敌4个整编师,加上依靠缴获装备特别是炮兵大大加强,依托内线足使任何敌军生畏,白崇禧也认为刘伯承是“共军第一号悍将”。如敌军始终不分散兵力回援,则刘邓大军可在鲁西南直接兜击山东敌军后路,与华野连打带拉,势必使山东敌军应接不暇。至于解救陕北,我已指出最好的办法是以陈赓兵团西渡黄河联合彭德怀作战。
解放战争开始,陈赓兵团就始终战斗在晋南,两面开弓,打得胡宗南、阎锡山焦头烂额,同蒲、闻夏、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一系列攻势,歼敌6万,特别是临浮一战,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1师第1旅,俘虏国民党军中唯一的中将旅长黄正诚。整编第1师即第1军,是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老本,也是胡宗南最精锐的部队,该部核心主力第1旅(即第1师)全军覆灭,使蒋介石万分痛心,胡宗南也对陈赓这个黄埔同学极其畏惧。如陈赓兵团8万大军(且依靠缴获装备很强,仅4纵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4门)西渡黄河加入西北战场,与彭德怀联手,不仅敌我兵力双方大致相当,而且作战艺术远远超过(后仅彭德怀独力指挥就取得沙家店、瓦子街的大捷),迅速取胜是毫无疑问。此时陈赓兵团上下强烈要求加入西北战场,彭德怀等西北领导人也认为陈赓的到来可在半年内歼灭胡宗南军。但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陈赓西渡的决策,要求陈赓南下豫西。
毛泽东这一考虑,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认为陈赓南下后可吸引陕北敌军大部回援,可缓和陕北局势。岂知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就是不惜一切“摧敌首脑”,决不轻易调动。陈赓南下豫西后歼敌四五万,蒋介石仅下令西安的机动部队驰援,至于陕北的整编1、36、90师等主力则“雷打不动”。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8月22日,正如上述,8月23日毛泽东转移到朱官寨,之后一个月是他们在陕北最困难的一个月,可见陈赓南下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没有调动陕北敌军主力。
毛泽东考虑的另一个是粮食问题,认为陕北贫瘠,供应现有党政军系统已很困难,陈赓兵团8万大军到来更是负担不起。这纯粹是从陕北看问题,没有放宽视野。陈赓在吕梁战役中,仅攻克大宁县城就缴获粮食2500吨,毛泽东也认为晋中阎锡山囤积粮食甚多,只要打开据点即有粮食(《毛泽东军事文集》,567页)。陈赓兵团西渡进入陕北,完全可以依靠晋南、晋中根据地供应粮食,不但自身有余,还能为陕北输血。以后瓦子街大捷,参战主力之一王震的2纵就是得到晋南解放区支援,这就是有力证据。再看此后华北18、19兵团加入西北战场,连同西北我军达35万大军,也未出现粮食供应问题,何况当初8万大军?可见只要大打歼灭战(陈赓到来后完全可做到)就可迅速收复失地,猛烈扩大解放区,从而增强支援战争能力。
陈赓兵团加入陕北战场后,山西作战也不成问题。事实上陈赓兵团离开山西后,徐向前指挥由地方兵团升级的部队连接取得运城、临汾、晋中三大战役的胜利,胜利保卫了粮食丰收的晋中解放区。
可惜,毛泽东计不出此,三军经略中原,未能调动敌人,陕北危局也依然未解,中央机关时时陷于危险中,毛泽东就更加焦躁,反认为是南线各路诸侯执行不力,遂一再严厉催促,最后拿出了粟裕千里跃进江南的错误决策;南线诸侯体会到主席的焦虑,被迫在不利条件下运动作战,与敌军在中原反复拉锯,艰难困苦难以形容。反观之蒋介石,通过重兵云集陕北,终于通过毛泽东之手达到了调动南线我军的目的,缓和了战争初期南线连续大败、主力逐一被歼的局势,缓过了一口气,并最终使南线国民党军超过我军一倍,与东北形势恰好相反。
这就是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进攻“大转折”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