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节能球磨机:不读王造时,不知民国史——王造时言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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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这是回应汪精卫之言――“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2.“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此言是王造时回敬特务头子刘健群的威胁:“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故事背景是:蒋介石欲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先是通过王造时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蓝衣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
3.“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出自1931年8月,王造时发表于《新月》中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背景:在王造时回国之前,胡适、罗隆基等就在《新月》这个平台上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史称“人权运动”(或“新月人权运动”)。在罗隆基、胡适遭到迫害、相继北上之后,王造时成为《新月》后期的一员大将,发表了一系列政论。(真是锋芒毕露、痛快淋漓啊!!)
4.“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在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出自《我们的政治主张》。1932年11月,他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5.“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便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出自1932年6月19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长文。王造时认为,“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宪政是法治的基础和民治的条件”,“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些方面阐述了他主张实行宪政的理由。他认为,如果不能和平方法达成宪政,就“没有理由否认人民革命的权利”。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所参与的这场民主宪政运动也得到了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40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匿名信、带子弹的包裹邮件都没有让王造时屈服。
6.“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世界各国政府里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们这样贪污的政治。大官可以大发财,小官可以小发财,自上而下,彻头彻底,差不多都进行升官发财!”,“贪官污吏简直是一群屠夫,一天到晚,在那里谋财害命;今天要割我们小百姓的肉,明天要吸我们小百姓的血,后天甚至于要送我们小百姓的命。他们把我们小百姓当做告朔的饩羊,何曾认识我们是他们的主人。这种情形,若不改变,什么主义都谈不上,什么主张都行不通。我们国民不起来打倒贪污,恐怕没有安全的机会。政府自己不设法肃清贪污,恐怕政治生命真要‘寿终正寝’”。出自1932年12月,王造时发表于《主张与批评》上的《怎样打倒贪污》。文章一开头引用他在英国听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言:“政府就是有组织的强盗机关”。之后说“这句话虽然有点过分,不能概括一切的政府;但是贪污的政府,榨取人民血汗而不能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凭我们的良心说,我们不能否认。”以此影射。《主张与批评》只办了四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不服,直接向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抗议。仅仅过了一个半月,1933年2月,他又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而这在如今中国仍是不可想象的。
7.“其实有一党专政,便没有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便没有一党专政,两者同时不能做的天经地义”。――1932年《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
8.“捕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习惯。拘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手段。杀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威风。”――《自由之战争棗民权保障运动》。王造时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自由言论》上为人权大声疾呼,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控当局“没有法律根据”的“任意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他无比痛心地说:“只有在野蛮老不长进的中国,民权还要我们来争。”
9.“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1948年5月9日,自称“站在超党派的人民的立场”的王造时在《前方日报》创刊十周年的社评中如是说。
10.“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应之为马’。”――在《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中王造时如是说。我们记住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不要忘记王造时“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应之为马”这番铿锵之言!
王造时曾几度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加入过什么政党。青年党的曾、左、李以中央委员相许拉他入党,他拒绝了;张君劢筹组国家社会党,拉他作为共同发起人,他拒绝了;李济深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请他当中央委员,他不参加;1938年至1940,国民党要人孙科、陈诚、张群、陈立夫、陈果夫等曾多次拉他入党“都被拒绝”。甚至以他不是国民党员的理由不准其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可他宁愿不当院长,也不上国民党这条船。1943年冬天,国民党通过他的老同学、教育部次长顾毓秀要他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裁的,切合国情的宪法”,被他拒绝。除了民族危机关头,他热心参与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连民盟等民主党派他也没有加入过,他只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
王造时的家庭很是不幸。原配夫人朱透芳1956年病故。王造时1961年再婚,新夫人名叫郑毓秀,从1966年9月22日夜王造时被叫醒隔离审查后,他俩只见过一次面,押解人员还不准他们讲话。王造时与朱透芳有四个子女。三个子女均患有神经病,一个被划为右派,均先后去世。1966年11月22日,王造时被造反派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了,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直到死。
1999年,《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在他故乡的江西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他生平的传记。同年叶永烈编的《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列入“野百合花丛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至今一部象样的《王造时文集》尚未出现,更不用说他的全集。
我收藏的正是叶永烈编的《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但是如《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我们的政治主张》、《自由之战争棗民权保障运动》等佳作都未收入。其实我有个意愿就是能为王先生整理一部《王造时文集》,但从《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收入的好几篇文章里都有的“此处编辑文字处理,略有删减”,也可窥出为何至今没有《王造时文集》了。
文末,让我们读一首他当年被批斗,戴上了极右分子帽子后被当作反动诗保存下来的词(其他的文字如出版的译稿等都被烧),从此词可见其悲愤交加而仍想为国效劳的心情――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晓,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飞愁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阻,张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