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出国读研:陈健邦:国士的墓碑(南方周末 2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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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的墓碑

作者: 陈健邦 2010-03-31 15:59:57 来源:南方周末

■道古思新

搭电车从西武多摩川线的多摩站走出来,我依着路标,往多摩灵园走去,这是日本最早的公园墓地。进了大门往内一看,果然像是一个干净的大公园,其内用道路将墓园隔成一块块分区。对照广告牌上的地图,确认好仁科芳雄墓地所在的位置,向前走去。

这里可说是一个埋藏着日本近代史的墓园。三岛由纪夫、山本五十六、日俄战争的名将东乡平八郎、小说《宫本武藏》的作家吉川英治、因华航坠机而在台湾意外身亡的小说家向田邦子……都长眠于此。走没多久,忽见前方墓园有一个坐着的雕像,走近前看,居然是新渡户稻造。

新渡户稻造 (1862-1933),日币纸钞5000元上的纪念人物。出身札幌农校,留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再留德,也娶了美国太太。以英文著作《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Bushido:The Soul of Japan)闻名于世。当过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创办东京女子大学。1901年到台湾,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长。负责农渔业发展工作,对台湾蔗糖工业的建立大有贡献。后来担任国联副秘书长,经常奔走活动。1933年到加拿大出席会议,病死在维多利亚,后人在温哥华UBC大学内盖了一座日本式庭院“新渡纪念花园”纪念他。每年春天,本地的日裔人士都会在此办樱花祭活动。园内池边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新渡户的名言: “我愿做跨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

来到仁科的墓前。仁科芳雄墓碑的侧边,刻着“吉田茂谨书”的字样。这里的墓地,埋在一起的都有家族关系,或夫妻,或父子,或兄弟。仁科芳雄的墓地,却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他墓碑的右侧,有一小的尖形墓碑上面刻着“朝永振一郎伴师长眠于此武见太郎谨书”。据说,这是此一墓园中,惟一无血亲关系、骨灰却埋在一处的异例。这是依朝永振一郎的遗愿安排的。

仁科、朝永是什么关系呢?1965年10月21日晚,在东京武藏野朝永振一郎的自宅,挤满了记者前来恭贺并采访当天刚发布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这时人在京都的汤川秀树拨电话进来了。在几声恭贺之后,汤川说:“你的超多时间理论,那可是在战争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工作,真是难能可贵。”朝永说:“这真的多亏有仁科芳雄先生。”汤川说:“是,就我们二人而言,从三高、京大,我们都一直走着相同的道路,就这么一路到了今天,这可说都是拜有良好的教育之赐。”他们两人的求学历程,除了第一外语,朝永选了德文,汤川选了英文之外,是那么的相似。彼此可说是日本物理学界相互辉映的双子星,一生敬重以待的对手。

仁科芳雄 (1890-1951)出身东京大学电气工学科,1921年赴欧留学,先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西实验室跟拉瑟福德学习,约一年后,转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过半年后,又到丹麦追随波尔(Niels Bohr),这一呆就是五年半,正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在此群英聚会的时期,哥本哈根是那时物理学最火红的圣地。

仁科于1928年回日本。1931年,在京都大学开密集班,讲授量子力学,将刚由早期量子论发展成有一完整理论系统的量子力学引入日本,像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小林稔这些后来日本物理界的重要人物,当时都在这一班。汤川、朝永后来也都到理化学研究所追随仁科。

1937年,仁科在日本完成回旋加速器,致力研究原子核物理。在战争中,也被军部找去秘密研究原子弹的计划。长崎、广岛相继被原子弹轰炸后,仁科便立刻被派赴广岛实地调查。战后,美军闯入仁科的研究所,认为回旋加速器有“制作原子弹”的嫌疑,将其破坏,拆解后丢弃于东京湾水底下。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仁科芳雄痛心无比,不久因肝癌去世。

战后,仁科芳雄出任日本学术会议副会长,致力日本的学术重建,1946年获颁文化勋章。仁科过世后,弟子们编集出版了三卷本的《仁科芳雄往复书简集》,收集他与三百多位各界人士的数千封通信,充分展现了日本近代科学的一个勤劳推手,是如何费心地在栽培后进。汤川秀树刚提出介子理论时,受到欧美学界冷待嘲讽,也是仁科芳雄回信,叫他要努力做下去。后来得诺贝尔奖的小柴昌俊、南部阳一郎、益川敏英、小林诚的师承,也都可以上溯到仁科芳雄。可以说,日本人在本土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学术传承,仁科芳雄也被视为日本近代物理之父。

吉田茂被公认是日本战后最有作为的首相。他和仁科这一群人要承担日本战后复兴的大任,对友人的故去自是大为感伤,由他来书写墓碑,代表日本人向一位国士致上了最高敬礼。我想起与仁科芳雄同于1951年去世的教育家张伯苓。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张伯苓传》,讲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一生。结尾时,以无声的画面交待了张伯苓的去世:政务院总理办公厅中,幕僚把写好的挽联请周恩来过目,周恩来一瞄下款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敬挽”,立刻将其拿掉,另取一纸执笔写上“学生周恩来敬挽”,剧终。编剧以此一无言结局的方式暗示了某种反思。

在一场有关两岸大学教育的研讨会上,一位讲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代中国,哪一所高等院校替中国培养了最多的领导人才?”在场的人一时还没有会意过来。讲者又说:“不是北大、不是清华……是南开中学。”在座多人听了,笑着点头。讲者再继续说:“前有周恩来,后有温家宝,两位总理都是南开中学出来的。还有朱光亚、吴敬琏、曹禺、周光召,再加上许多中科院院士。后来到台湾的叶公超、梅贻琦、吴大猷、钱思亮。现在还在台湾的张忠谋、齐邦媛。从天津到重庆,南开中学成就了许多大学也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陈省身就读南开大学时,数学系的教师只有姜立夫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的数学系,却培养陈省身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人们不该忘掉张伯苓。”仁科芳雄在日本所受的追念,包括成立“仁科纪念财团”、“仁科纪念奖”;对比张伯苓晚年及身后在新中国所受的冷落待遇,也许可以看出两国学术兴衰之道。http://www.infzm.com/content/4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