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棚折弯机价格:制度决定成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我要文章网 时间:2019/10/18 16:17:32
制度决定成败(葛剑熊)
葛剑雄是研究历史的专家,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全球通名家讲谈”,他“毫不谦虚”地告诉所有人,如果阿拉伯人能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自己讲上个一万零一夜,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故事好听,却也有着致命的弱点:讲故事的人为了追求精彩的效果,往往会在讲述的过程中,忽略一些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制度。”
“这些制度,让人们觉得枯燥,但正是这些看似无聊的制度,在历史中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相似背景,不同结局
西晋与北宋,虽然年代相隔甚远,但在历史背景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魏国的司马氏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了西晋;而北宋,则是对唐末五代时期割据状态的彻底颠覆。不过,同样是大分裂后的统一年代,这两个政权的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西晋很快便被“八王之乱”弄得元气大伤,统一格局仅仅维持了11年;而北宋的建立,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内乱时间最长的朝代。
相似的背景,为何带来迥异的结局?葛剑雄说:“这虽然与统治者的个人魄力、能力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系,但最终原因是由于统治者所采取的治理策略不同而造成的。”
在葛剑雄看来,导致“八王之乱”的首要原因,便是晋惠帝的“弱智”。据史书记载,晋惠帝执政期间,某年发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们只得挖草根、食观音土充饥。消息上奏到皇宫,宝座上的晋惠帝竟然十分困惑地问;“没有饭吃,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可就是这样一个皇上,偏偏娶了一个出了名的悍妇——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贾后与楚王玮合谋发动政变,杀死晋惠帝的外公杨骏和太子,也揭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类似的事情,在别的朝代也屡见不鲜,为何独独在西晋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葛剑雄将“八王之乱”的必然性因素,归结到西晋“分封宗室”的制度之上。
“虽然自秦朝开始,中国便开始实行郡县制,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这种制度又时常出现倒退,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一个势单力薄的皇帝掌权以后,往往希望通过‘分封宗室’,稳固自己家族的势力,晋朝也不例外。只不过,晋朝统治者犯下了一个无可弥补的错误:不但把土地、金钱分给自己的宗室,甚至规定,不同等级的王可以建立不同规格的军队!而诸王一旦拥有了军队,便会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内战。”于是,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而宗室之间的血肉相争,也让那些内迁的少数民族有机可乘,最终导致西晋陷入了连续的战乱中,直至最后亡国。
赵氏制度,治内不治外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太祖。按理说,他所面临的是比西晋更混乱的局面,可赵匡胤却自此坐稳了天下。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埋藏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里——‘杯酒释兵权’。”
从唐代后期开始,原本只掌握军权的节度使,逐渐在当地大权独揽,“成了土皇帝”,极大地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定。赵匡胤即位之初,曾有节度使起兵反叛朝廷,虽然最终平定,却在他的心头埋下了不安:怎样才能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中央,使自己的王位长期稳固?思来想去,他将曾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请来喝酒,许诺给他们“金帛田宅”和子孙的荣华富贵,最终成功地解除朝中大将的兵权。可“兵权会这么容易就被夺下来吗”?讲台之上,葛剑雄满脸深意地摇摇头,“这‘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故事,在它背后,赵匡胤其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将整个国家的军队集中起来,组成“禁军”,将它们集中在首都等重要区域,由中央直接对它们进行训练。赵匡胤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削弱地方官的势力”,将地方官长期掌权的局势打破,改设“知州”、“知县”,打破了长期世袭的制度,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赵匡胤一方面想方设法减少大臣手中的职权,一方面又强化君臣之间的身份异同。“五代的时候,宰相权力很大,甚至在与皇帝议事的时候,也总是坐着的。这让赵匡胤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和宰相议事的时候,赵匡胤不经意似地抬起头来说,‘你过来给我指点一下。’宰相起身走到他跟前,将赵匡胤存疑的地方详细解释了一番,退回来正要坐,却发现凳子已被太监给撤了!打那以后,宋朝就有了规矩:皇帝坐着,大臣站着。”话音刚落,台下观众都笑了起来,为赵匡胤的“贼”,也为宰相的“狼狈”。当然,赵匡胤还是许给了大臣们高官厚禄,甚至定下规矩,“子子孙孙不许杀大臣”,“所以,宋朝的文官所受的最高处罚,也只是流放海南,而非杀头。”
宋朝在这套制度的维护下,日渐强盛。但同时,这套制度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非常适合治内,却难以御外;一旦有外敌入侵,它的缺陷便无可掩藏。“比如,‘兵不直将,将不直兵’,这在和平时期,可以有效避免将士造反;可北宋末年,当女真人的军队大举南攻的时候,宋朝军队无法做出有效的抵御,因为没有一个将领可以临时组织调动军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迅速调拨粮食供应。再比如,对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优待,使宋朝出现了冗员庞大的现象,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赵匡胤制定的制度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得天下易,治天下难
葛剑雄的讲座,简练而精彩,激发了台下观众的热情。有人将“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长期、健康的战略目标制度”;有人干脆将西晋和北宋比作两个现代公司,前者为皇亲国戚权倾一方的“家族企业”,后者则是老板主导一切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公司”。两个简单的比喻,突然将千年以前的古人和现代商业社会联系起来,听得台上的葛剑雄脸上笑意也越来越浓。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不是用来直接套用的,而是通过学习,从中得到启发。正如有人说的那样,靠着家族力量‘创业’成功的西晋,如果无法摆平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只是一味将‘股权’、‘资本’分发下去,它很快便会被瓦解。相反,赵匡胤这个‘老板’只是把干股分给共同创业的穷哥们,让他们坐享其成,自己再从外面高薪聘请专业经理人,这就有效避免了公司的内部争权斗争。但赵匡胤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到最后,连自己都把控不住了这个度,‘公司 ’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打了天下之后,该用什么方法去治天下。”
两年多以前,葛剑雄曾写过一篇关于“得天下与治天下”的随笔,其中有段话被许多人奉为经典:“得天下者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支持者、拥护者现成的利益。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 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晋还是北宋,甚至此后的明与清,败就败在“得”与“治”的变通之上。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如果赵匡胤邀请您回到他的那个年代当一名宰相,您又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让他既可安内又可攘外,让他的政权能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一位年轻女性问得俏皮而又颇具锋芒,但葛剑雄应对起来,却得心应手:“历史很难假设,如果让我去做赵匡胤的顾问,我能出的主意大概也就几条。只不过,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对‘度’的把握,对‘改变的时机’的把握,都需要十分精确。所以,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也都只是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回到现实生活中,做任何事情,甭管听了多少人的意见,最后拿主意的,也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