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棚最新加温方法:【历史解密】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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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谈: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
2005年3月28日,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大陆之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高官首次正式参访大陆,被称为“破冰之旅”。此行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鲜为人知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中央政府以极大诚意希望能够达成和平统一,渴望中华统一的卓越之士往来两岸之间。尽管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三次和谈都最终搁浅,但透过这段秘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儿女为了国家一统不惜呕心沥血的拳拳之心。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大陆的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
(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鲁迅的朋友,抗战时期常到新四军驻地采访,成为叶挺的座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同时,他又是蒋经国的挚友。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
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和谈前景充满希望。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开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地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蒋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9期
蒋介石临终秘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图为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谈判期间的合影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
“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
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
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晚年的蒋介石在金门岛的掩体里遥望大陆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章士钊与毛主席在中南海。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
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历史的遗嘱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这张民族悲喜图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宋氏兄妹的离情别泪。国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亲情半个多世纪的离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边的霭龄出席葬礼。美龄因怕中“中共统战圈套”而中途返回,庆龄因一时包不到专机作罢。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将其病情电告其在海外的亲属,特别是唯一在世的至亲——在美国的美龄,邀请她前来北京。姐妹见面是庆龄最大的心愿,但美龄保持着沉默。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她在台湾的亲属包括蒋经国及生前好友发出邀请公告、电报,但台湾当局拒绝收受,并诬蔑此为“统战阴谋”。
其实,真正属于蒋介石的遗嘱该是死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因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未醒来。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邓小平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蒋介石曾同意回大陆任国民党总裁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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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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