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随身wifi客户端:试论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张吾军”思想* (广东商学院 张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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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试论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张吾军”思想* (广东商学院 张琼 )
[2008-11-14]
内容摘要:乾嘉时期,顺德籍诗人张锦芳、黄丹书、黎简三家提出“张吾军”的口号,并在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以期岭南诗坛与诗坛劲旅比肩。这是他们主体意识高涨的标志性表述,也是岭南诗坛主体意识高涨的具体而突出的表现之一。这种主体意识的高涨,为岭南诗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是近代岭南诗歌崛起的先声。
关键词:张吾军  偏师  诗学主张  创作实践 地位
乾嘉时期活跃在岭南诗坛的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吕坚四位诗人,被尊为“岭南四家”,其中张、黄、黎都是顺德人。“四家是广东诗坛中兴的杰出人物”[1],在岭南文学史上前承岭南三大家,后启岭南近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专门讨论张、黄、黎三家的“张吾军”主张。
一、关于文学史上的“张吾军”
“张吾军”这个词,语出《左传·桓公六年》:“我张吾三军,即被吾甲军,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问也。” 谓壮大自己的声势,是一种军事上的谋略。将之用在文学上,当是韩愈之首创。他在《醉赠张秘书》中对当时诗人进行评价:“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唐代中叶,流派分立,韩孟诗派在当时颇有影响,孟郊、张籍都是韩孟诗派的重要诗人,阿买则是韩愈的侄儿。韩愈此诗,很明显有要扩大本诗派在文坛上的影响之意。宋人黄敏求的《别诗人余叔云》:“别怀莫儿女,相祝张吾军。”意在对朋友进行鼓励,以期扩大影响,这与韩愈的意思是一致的。后来,张吾军多用在文学上,元好问《雨中与客饮》言“酿具未甘名长物,诗坛聊欲张吾军。”魏初《寄答雷按察》言:“一片济时心未了,风棱亦足张吾军。”龚培序《送舍四弟时敏就馆都昌》曰:“马首既东须努力,文坛好去张吾军。”都是就文学立言。到了清代,诗人们“张吾军”的意识普遍高涨,这与清初诗人薛雪的提倡有着直接关系:“与其假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孰若甘作偏裨,自领一队。”[2]“甘作偏裨,自领一队”一时成了大家共同的追求,赵执信就以布衣之身,对诗坛盟主王士祯展开猛烈攻击:“讵能挽末流,且欲张吾军。”(赵执信《赠善相人李生》)这种情况,在尔后的乾嘉诗坛上表现最为突出,袁枚《读书二首》云:“横空一赤帜,始足张吾军。”曾燠《答饶成西》云:“惭愧故人勤慰藉,他年犹望张吾军。”张问陶《毕展叔……登大别山拂云楼分韵得云字》云:“一樽山水外,犹足张吾军。”翁方纲《次答蕴山借鹤》言:“小轩赖子张吾军,写劵还如补记文。”赵怀玉《题吕秀才星垣诗后》言:“相引张吾军,敢输策高足。”许宗彦《平叔将归二樵以秋林写真赠行并系以诗……》云:“骚坛得平叔,喜足张吾军。”……可见,当时诗人主体意识普遍高涨,皆欲扩大自己的声势,力图竖起自己的旗号。
二、张、黄、黎三家“张吾军”思想的相关表述
张、黄、黎三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彼此同心,经常就诗歌创作等话题在一块切磋,且能求同存异。大家聚首,对乾嘉诗坛“张吾军”这个话题自然进行过思考、探讨,以便竖起岭南诗歌的大旗。张锦芳曾经两次明确提到“张吾军”的问题。在《铁宗伯夫子以所临书谱长卷见付收藏敬成四绝句跋语辱蒙奖借故末章及之》中,张锦芳面对前辈的鼓励,他回答道:“不识字能书八分,疎狂讵足张吾军。”从中我们似乎不难感触到当年韩愈那份心情。比较而言,他的《题闻人鉴浦(采)独吟图》一诗反映得更为具体、全面:“我生百不嗜,好作长短吟”,说的是他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年时妄意行万里,结客词场凡几辈”,反映的是他与名人雅士的结交;“偏师未足张吾军,每覩麾幢气先退”,表明他对岭南诗坛如何在全国取得应有的地位已经成竹在胸,那就是,仅凭借“偏师”、剑走偏锋不足以“张吾军”、扬起岭南诗歌的大旗。黄丹书也志在弘扬南园五子之传统,“南园讵芜没,采拾余兰芳。愿公更培护,吾道其可昌。”[3]由于黄丹书的诗集、文集及词集杳然无踪,仅刘彬华辑录的《岭南四家诗钞》中存诗一卷,故其主张难窥全貌,但仅存的这一百余首诗中也提到了“张吾军”的问题:“阿霞阿田张吾军,略晓书体别赝真。亦合取法贵上上,野鹰摩挲如有神。他时试草三千牍,咄咄何妨解逼人。”(《夜临右军帖用山谷以右军书赠邱十四韵示两侄》)这里,黄丹书虽是就书法而言,但考虑到诗、书、画在我们古人视野中的微妙关系,我们今人完全有理由认为,黄丹书对于诗歌创作的认识同此,至少近此。
黎简没有正面提及“张吾军”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近似的表述或蛛丝马迹。“城北城南千古豪,一时韩孟属吾曹”(《送王明经竹坪(朴)还杭复北上》)、“壮夫挽天河,当自引别派”(《寄周肃斋明府》),可见,黎简不屑于步人后尘,而要自辟新道,“兼君一十八人社,开我五百四峰堂”(《对山楼歌寄郑庶常文川(应元)秀才遥川(应翰)兄弟》)。
随着认识与实践的深入,张、黄、黎三家不固步于惟他人马首是瞻,萌生出“张吾军”思想,希望在诗坛上竖起岭南的一面旗帜,与诗坛劲旅比肩。这是他们主体意识高涨的标志,也是岭南诗坛主体意识高涨的具体而又突出的表现之一。这种主体意识的高涨,为岭南诗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三、张、黄、黎三家践行“张吾军”思想的相关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一)、张、黄、黎三家相关诗学主张
对如何“张吾军”即如何提升岭南诗歌的地位问题,三家理论上的思索都有创获。
文学主张与个性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张锦芳为人“禀无欲之性,克敦本行”(冯敏昌《逃虚阁诗钞序》),“性恬静,不欲文采自炫”[4]。黄丹书与张锦芳个性接近。张、黄二人恪守温柔敦厚之教,没有在“张吾军”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功夫,所以他们的诗学思想如同零玑散璧。在《送袁升甫归赣》中,张锦芳提出“要须植其本,如服美有袭”、“宜有独行士,奇服众芳集”[5],他重视学问功夫,主张博采众长,且要有自己的风格。黄丹书欣赏堂兄的诗“古锦出新制”(《送伯兄公车北上三首》),可见他的主张。
黎简素有狂名,为了以偏师取胜,他在诗学理论上进行了探索,其诗学思想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学古中创新的学诗路径
与空滑肤浅,缺乏学养的性灵诗人不同,黎简注重向前人学习。在黎间看来,模仿是学古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余幼好长吉,非长吉诗不读,且学为之,甚肖也。”但模仿不是目的,“诗家重理律,要在空藩篱。骏马不违地,而使烟蹄翻。钧天本神乐,亦勿宫商浑。余惟不羁束,坐令去日繁。”(《过周肃斋赠二子立规、立矩》)模仿的终极目的是体悟、获取其独创的要津,应在模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始则傍门户,终自竖棨戟。”(《与升父论诗》)“李唐以来,作诗而不出力求新,断难讨好。”“大抵近千年以后,作诗不自抵死生新,决难名家。”[6]时至清季,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力辟蹊径。
2、情为至要的创作标准
格调说提倡“中正和平”,肌理说视考订训诂与诗歌创作为一途,黎简的主张则与此判然有别。他直接提出要把“情”与“诚”做为创作标准,“为歌为哭准于情,多读多吟贯以诚”(《亦甥罗秀才扶大(起潜)问学诗,以此答之》)、“勉君千秋事,诚实有文章”(《别平叔》)、“要于其根源,诚实为之基”(《蜀人刘世仪淫诗……作诗觅便寄之》)、“荣华茁其言,诚实为之基”(《六月廿七日……并呈平叔八十二句》)。在他看来,“诚实”即“性情”,即要表现出作者自己的真性情,而不是伪饰、矫情,至于如何能作到“诚实”,他提出“可但一生扶正气,不妨千古与嘉名”(《亦甥罗秀才扶大(起潜)问学诗,以此答之》),可见他是把写诗与做人结合起来,写诗即做人,做人即写诗,培养“正气”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他评价李贺的《七夕》之所以成功,“似无谓而好者,情到故也。”[7]
3、尚“奇”的风格取向
当时宗唐诗派对韩愈奇崛险壮风格是贬斥的,黎简却持不同态度。他对韩愈诗歌进行了全面的点评,如韩愈的《谢自然诗》、《县斋有怀》、《岳阳楼别窦司直》等以奇险诗风、宏壮奇肆见称的诗篇,他都称赏[8]。他还对李贺的《李长吉集》进行过点评,对其《雁门太守行》一诗尤为欣赏,评价道:“以死做结势,结得决绝险劲。”[9]岭南四家之一的吕坚的有关作品也从侧面说明黎简的创作风格取向是尚“奇”:“平情造险语,竞日思不属”(吕坚《与二樵话旧看新诗》)、“谋篇井井布铁网,结字涩涩披金沙”(吕坚《闻五百四峰草堂诗刻成余迟删集亦锓板百余片醉占长句兼调二樵》)。
(二)、张、黄、黎三家的创作实践
创作实践方面,张、黄尚“正”,黎则求“奇”,铁证就是他们存世的作品。我们此处仅对颇具代表性的张锦芳与黎简进行简单的例说。他们两人诗歌各有特色,“一奇一正,旗鼓相当,未可以意为轩轾也。”(刘彬华《岭南四家诗钞序》)对于两人的诗作,前人已有定论,“药房诗不及鱼山之大,亦不及二樵之奇,然言必称乎心,才必范以法,文根于情,味余于声,是真得温柔敦厚之旨者。”[10]“药房以余事作诗人,而当其驰骋名场南辕北辙,或异地怀人,或穷途暗泣,或登临思古,或即事遣怀,无不情见乎辞,而要归于中正和平,以无戾乎温柔敦厚之教。”(陈昌齐《逃虚阁诗钞序》)不过,黎简的诗显然更具特色,“通体总不肯出一易语”,“奇警至不可思议,令人目遇而眩,耳遇而悦,又尽在平日炼字炼句之工,非咄嗟可办”[11],充分体现了黎简诗歌力避平熟、求生求新的特点。这与或噤若寒蝉,或讴歌盛世的主流诗坛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更受到世人称道,这种风格,足以“苍头异军张”(吕坚《赠沈丈博文》)。凌扬藻就肯定说:“孙志媕群力,教谁张一军。”(凌扬藻《书五百四峰堂集寄黎简民》)
四、张、黄、黎三家“张吾军”思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黄、黎三家提出“张吾军”的口号,与他们对乾嘉诗坛及岭南诗坛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三家虽僻处岭南,但并不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如张锦芳、黄丹书就曾多次往返岭南与京师,黎简有云贵、湖湘之游。除了自己走出去,外省文人进入岭南也为数不少,如翁方纲曾经三任岭南学政,入岭将近九年,三家均与之有过交往。正是在这“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交流中,三家对当时诗坛的状况是了然于胸的。乾嘉诗坛流派纷出,厉鄂为代表的浙派,钱载为首的秀水派,洪亮吉、黄景仁、赵怀玉、孙星衍等构成的常州诗群,真可谓群芳盛开。至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张吾军”已成天下大势。说得时尚一点,三家提出“张吾军”的口号是与时俱进。
张、黄、黎三家提出要“张吾军”,在岭南文学史上的意义更为直接,更加具有历史性。据笔者所查,岭南文学史上,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提出过“张吾军”:“空复见异类,何以张吾军?”(陈恭尹《感怀》)但这是感叹明代军事衰败、不敌清军,与文学了不相涉。乾隆初年的岭南诗人罗天尺在《送门人户部主政梁景璋远都》中对门人提出厚望:“少亦及吾门,缒险创鬼工。后出绳祖武,盘敦时相从。我愧黄宫允,未老先龙钟。敢学韩与孟,低头拜云龙。望子张吾军,两广当要冲。或者娵隅蛮,亦可敌吴侬。王李吴宗徐,岂必承明宫。况复千秋业,不朽言德功。”他明确提出,岭南虽然僻处一隅,但要与江浙诗坛相抗衡。遗憾的是,罗天尺孤军作战,壮志难酬,未能真正实现其主张。“张吾军”口号由一个诗歌群体提出,这在岭南文学史上还是首次,与乾嘉时期岭南诗坛的繁荣是相一致的。
清初岭南三大家之后,岭南诗坛衰退过一段时间,“风雅日沦,紫色蛙声不免窃据坛坫矣。”[12]直到乾隆时期才风雅中兴,称盛一时,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辈出,且各具特色:刘鹤鸣追摹楚骚,张锦麟绰约仙姿,胡同谦敏妙高超,赵希璜端庄流丽,冯敏昌笼盖群英……与江浙诗坛相比,并不逊色;单就张、黄、黎三家而言,张锦芳“汪洋驰鹜,牢笼百态”,黄丹书“格律醇正,才力富健,诸体兼胜”,黎简诗歌幽深险劲,“清彻窈峭,新响轧轧”(刘彬华《岭南四家诗钞序》),确实形成了不同于“温柔敦厚”的格调派、轻佻滑易的性灵说、雍容典雅的肌理说的特色,在乾嘉诗坛上独树一帜。洪亮吉读到黎简诗后,如获至宝,挥笔写下《舟中读黎明经简诗跋后》一诗,洋洋洒洒三百余字,对岭南诗人尤其是黎简进行高度评价:“一侍临书一温酒,笔下似有千条蛟。一百万匠为镌雕,楼台窗牖无一世。人式更就四渎驾起五岳为长桥,茫茫昧味信手题。落笔时瘦时仍肥,肥若鼇足瘦鹿蹄。”此后又言其“拔戢自成一队”[13]。二是岭南诗坛对中原诗坛开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张、黄、黎三家身边,不乏向他们学习之江浙人,如汲古阁后人毛寿君、青年才俊许周生……“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广东诗歌已独具精神面貌,傲然雄视诗坛,不少江浙诗人便自觉地以岭南诗人作为自己的仿效榜样,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吸取岭南诗歌特长之处,进而开辟出江浙诗中的崭新境界。”[14]历史上,江浙一直是人文渊薮,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传统,江浙诗坛如此看重岭南诗坛,足以说明岭南诗坛的成就,这不能不归功于张、黄、黎三家提出并践行“张吾军”口号。因应乾嘉诗坛尤其是岭南诗坛的发展形势,张、黄、黎三家适时提出要“张吾军”,目的是为粤诗张目,争取诗坛上的话语权,这本身就功不可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还在理论上、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及时给予总结。所以说,近代岭南诗歌崛起的先声不是别的,而是张、黄、黎三家的“张吾军”理念。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张、黄、黎三家所提出的“张吾军”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得到根本实现,三家尽管在当时名气很大,但在诗坛上,如昙花般寂寞地开谢,影响还是很有限的。这与他们沉居下僚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如前人所言:“盖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15]。以实际成就最高、名气最大的黎简而言,他开宋诗派先河,导引之功不可磨灭,但实际上,“先生之名,若孤云无族,显隐于空际有无之间”,“北方言艺者浸且不能举其姓字”[16],遑论其他!张、黄、黎三家“张吾军”口号的真正实现的重任,历史地交给了近代岭南诗坛去完成。
注释:
[1]陈永正《岭南诗派略论》,广州:《岭南文史》1999年第3期,第13-15页
[2]薛雪《一瓢诗话》,霍松林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3]黄丹书《万华廷明府招同人雅集分赋》,刘彬华辑《岭南四家诗钞》之《黄丹书集》,清嘉庆年间刻本,以后凡出自此书者,只注诗名,不另出注
[4]邵晋涵《翰林院编修张君行状》,《南江文钞》卷十,《续修四库》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5]张锦芳《逃虚阁诗钞》卷五,清嘉庆四年刊本,以后凡出自此书者,只注诗名,不另出注
[6]周兴陆《黎简手批<昌黎先生诗集注>》,北京:《文献》2004年第1期,第163-171页
[7]黄陶庵、黎二樵评点《李长吉集》,上海扫叶山房石印1925年
[8]周兴陆《黎简手批<昌黎先生诗集注>》,北京:《文献》2004年第1期,第163-171页
[9]黄陶庵、黎二樵评点《李长吉集》,上海扫叶山房石印1925年
[10]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
[11]丘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观天演斋校本
[12]温汝能《粤东诗海·序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13]陈迩冬校点洪亮吉《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页
[14]严明《清代广东诗歌研究》,台湾:文泽出版社,中华民国80年,第122页
[15]瞿源洙《鸣鹤堂文集》,转引自严迪昌《严迪昌自选论文集》,北京:中国书店2005年,第8页
[16]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3页